历时数月的政治清算风暴，终于在永历六年的盛夏时节逐渐平息。这场风暴席卷了朝堂，涤荡了官场，深刻影响了士林风气。当最后一批被定性为“附逆”或“冗浊”的官员被清理出局，当关于周镳、钱谦益案的喧嚣渐渐落下帷幕，武昌城乃至整个永历控制区，仿佛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雨洗礼，虽然满地落叶，空气却变得格外清新。
永历六年的盛夏，武昌行宫内的冰鉴散发着丝丝凉意，却无法完全驱散朱常沅心头的燥热。历时数月的政治清算风暴刚刚平息，朝堂风气为之一新，政务效率显着提升。然而，作为一位深谙乱世生存之道的统治者，朱常沅的目光早已越过暂时清明的朝堂，投向了支撑这个政权的另一根支柱，也是最大的消耗之源——军队。
此刻，他正与总督天下兵马的李元胤，以及监国妃沐涵，在悬挂着巨大江防舆图的密室中，审视着一份由兵部、户部联合呈报的《永历六年上半年军费收支总览》。账册上的数字，触目惊心。
户部尚书万起恒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焦虑：“监国，李总督，娘娘。截至六月，国库岁入折银约二百八十万两，而仅各地镇戍兵马、水师及京营官兵的饷银、粮秣、衣甲、器械购置及维护等项，支出已逾二百二十万两！这还未计入即将开始的秋季操演、边关增防以及为来年北伐预作储备之巨额开销。照此下去，国库……国库最多支撑到明年春夏，便将彻底枯竭！”
李元胤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指着舆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的驻军符号，沉声道：“监国，末将近日巡视各镇，情况亦不容乐观。我军如今名义上拥兵几近四十万，分驻于云、贵、桂、粤、湘、赣六省，防线绵延数千里。然，兵多而不精，乃是大患！”
他详细解释道：“这四十万之众，成分极为复杂。有我等从广西带出来的老底子‘安国军’核心，约五万，历经战火，堪称精锐；有收编的原明军各镇残部，约十万，战力参差不齐，军纪涣散者居多；有平定云南、湖南时归附的沙普联军、左良玉旧部等降军，约八万，忠诚度存疑，亟待整训；有各地为保境安民而招募的乡勇、团练，约七万，缺乏正规训练，装备简陋；还有近一年来为充实防线而新募的兵卒，约十万，多为流民，未经战阵，几乎毫无战斗力可言。”
“如此庞杂的军队，”李元胤叹了口气，“不仅耗费巨大，更致命的是指挥不灵，调度困难。各镇总兵、副将往往拥兵自重，各有山头。吃空饷、役使兵士为奴、训练废弛的现象比比皆是。真正能拉出去与江北八旗精锐进行野战争锋的，依末将看，不会超过十五万人。其余大半，不过是虚耗粮饷的乌合之众，守城或可勉强，野战则必溃无疑！”
沐涵在一旁补充道：“靖安司亦收到不少密报，一些边远地区的镇将，虚报兵额，冒领军饷，甚至纵兵扰民，与地方豪强勾结，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长此以往，非但北伐无望，恐生内变。”
朱常沅默默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舆图上武昌的位置。他何尝不知军队的弊病？自衡阳大捷后，地盘急剧扩张，为了迅速稳定局势，不得不大量收编降军、招募新兵，导致军队规模恶性膨胀。这就像一个人虚胖浮肿，看似庞大，实则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如今内部政治初步理顺，若不能将军队这把利剑重新淬火砺锋，削去赘肉，那么之前所有的政治改革成果，都将是无本之木，北伐中原更是痴人说梦。
“元胤，依你之见，当如何处置？”朱常沅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李元胤。
李元胤显然深思熟虑过，毫不犹豫地回答：“监国，当效仿当年戚武毅（戚继光）练新军之法，汰弱留强，合并营伍，统一编制，严明军纪，苦练精兵！”
他走到舆图前，慷慨陈词：“末将以为，当断然缩编！四十万大军，至少需裁撤老弱冗员十至十五万！保留之精锐，亦需重新编练。可设想如下：
核心野战兵团： 精选勇悍忠诚之士，编练十五万至二十万精锐，分为数个大兵团，直属监国和都督府调遣，装备最精良的火器、甲胄，作为未来渡江北伐的主力决战胜负。
地方守备部队： 各省编练五万左右训练有素、熟悉地形的守备军，负责绥靖地方，镇守要隘，清剿小股匪患，并作为野战兵团的补充兵源。
水师舰队： 大力扩充长江水师，使其不仅能护航运粮，更要能配合陆军作战，争夺长江控制权。
如此，总兵力控制在三十万以内，且主力精锐化，方可与江北虏骑一较高下！”
朱常沅眼中精光闪动，李元胤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但他也深知，裁军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凶险万分。这无异于一场军事上的刮骨疗毒，牵涉到无数将领的兵权、成千上万兵士的出路，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兵变，动摇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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