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好心’，让大姐再遭罪。”蛐蛐的声音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道理，“我们这种体质，经不起一点点额外的‘波动’。任何一点外来的‘善意’，都可能引发想不到的反应。所以我不常来，不是不惦记你们，是我这身子，实在不敢再‘乱窜’了。”
“有些殷勤的关照，好意的帮忙，对身弱之人来说，未必是福。弄不好，好意就变成了无心的‘凶手’。”她最后轻轻总结道，“有些善意，远远看着就好，别接，接了，可能就是债。”
蛐蛐的声音在寂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像在耐心剥离一件复杂事物的结构。她知道，母亲可能听不懂“身弱”这些词，但她必须说清楚——她这一年来看似“无情”的疏远，不是心冷了，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求生。
蛐蛐目光平静，“你别怪我这一年回来得少，电话也打得淡。我不是不想你们，是……是我不适合与人交往。”
她很想说“每次回来，看见爸一点就炸，看你唉声叹气，再听说姐姐们那些好心办坏事的坎儿……我回去要缓好几天，像被抽空了。我得先攒够自己的力气，才能不变成你们的负担，甚至……以后才有可能真的帮到你们。”但没说这些，因为她依然理解不了！
她停了停，看着母亲似懂非懂、却努力在听的脸，知道有些道理隔着一辈子的活法，终究难以穿透。但解释本身，于她而言，是一种厘清——对自己行为的确立，对那份“无情”之下、更深责任的无声宣誓。 能懂一点，就算一点吧。
正说着，父亲回来了。他沉默地换鞋，径直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水声立刻填满了屋子。他开始熟练地择菜、切肉。
蛐蛐的目光跟着父亲的背影。那一刻，像突然推开了一扇从未留意的窗——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家每日得以运转的基底，是父亲这一连串沉默、重复、甚至带着怨气的动作。 而母亲多年来在她耳边的诉说，那些对父亲暴躁脾气的抱怨，像一层雾，让她始终站在母亲这边，只看到了父亲的“火”，却忽略了他手中从未停下的“活”。
她心里当然明白母亲的苦。早年父亲在外，母亲一个人在农村咬牙种了十几年的地，那份艰辛是实实在在刻在骨头里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蛐蛐的心天然偏向母亲。可晚年呢？母亲上了老年大学，有了自己的爱好，终日埋首在她收集的那些“老玩意儿”里，拆拆洗洗，自得其乐，身体倒因此硬朗了不少！时常便卖纸箱什么的，还能换点零花。
而父亲，却从当年的“缺席”，变成了如今日复一日围着灶台转的“在场”。
依赖成了习惯。母亲习惯了父亲操持三餐，自己便不再去想油盐酱醋。可问题无解地拧成了死结：母亲做任何饭，父亲吃不惯——母亲的手艺早已生疏，偶尔用心做一次，反而更对不上他几十年养成的、苛刻的味觉。于是，父亲只能自己动手，一边做，一边累积着无人能分担、也无人真正领情的烦闷。这烦闷无处可去，便化作肝火，一点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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