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视台新闻中心的走廊，平时这个点早已空无一人，但今天，副主任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紧闭的门扉也挡不住里面隐约传来的、刻意压低的交谈声。
刘晓慧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手里握着的手机屏幕已经暗了下去，但掌心依然残留着金属的微凉和一丝潮意。就在十分钟前，她的直属领导、新闻中心主任老陈，一个平时还算照顾她的前辈，用从未有过的严肃语气，把她叫进了这间办公室。同在场的，还有台里分管人事和纪检的副台长。
谈话的内容，绕来绕去，核心都指向了昨晚开始在网上疯狂传播的那些谣言。副台长的语气还算委婉，但意思很明确：现在舆情汹涌，矛头直指台里的年轻骨干记者和兄弟县区的主要领导，影响非常不好。台里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希望晓慧同志能“正确对待”，“积极配合”，“如果有需要向组织说明的情况，要坦诚”。老陈在一旁搓着手，脸色尴尬，几次想打圆场，都被副台长用眼神制止了。
刘晓慧记得自己当时挺直了背，目光平静地看着两位领导，清晰地说：“副台长，陈主任，关于网络上的不实信息，我已经看到了。这完全是对我个人和唐建科同志名誉的恶意诽谤。我和唐建科同志是正当的恋爱关系，所有交往公开透明，经得起任何调查。关于所谓项目利益输送的指控，更是无稽之谈，我本人及直系亲属与清贫县任何招商引资项目绝无经济往来。我愿意接受组织任何形式的调查，也保留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她的话不卑不亢，条理清楚，反倒让副台长一时语塞。最后，副台长也只是强调了一下“注意影响”、“谨慎言行”、“相信组织会查明”，就让她先出来了。但那种被审视、被怀疑、被无形压力笼罩的感觉，如同冰冷的蛛网，粘在身上，挥之不去。
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她却感到一阵寒意。手机震了一下，是部门里一个要好的同事发来的微信：“慧姐，你没事吧？老大他们没为难你吧？台里现在说什么的都有，你别往心里去，我们都信你！”
刘晓慧心里一暖，回复了个“没事，谢谢”，但鼻子却有点发酸。她可以面对采访对象的刁难，可以熬夜赶稿，可以顶着压力做批评报道，但这种来自背后的、针对个人私德的污蔑和来自单位的无形压力，让她感到深深的无力与愤怒。她知道，这盆脏水，是冲着唐建科去的，而她，只是对方攻击唐建科时，顺手泼湿的一件工具。
她点开通讯录，找到那个置顶的名字，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却久久没有按下去。他现在一定更忙，压力更大。打过去说什么呢？诉苦？抱怨？除了让他更担心，还能怎样？她深吸一口气，关掉了屏幕。这个时候，沉默的理解和支持，或许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小县城，唐建科的父母家里，却是另一番情景。
唐父坐在旧沙发里，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份今天的晚报，但半天也没翻一页。唐母在厨房心不在焉地擦着灶台，抹布在一块油渍上反复蹭着，眼神却飘向客厅里沉默的老伴。
家里的座机电话，今天下午响得格外频繁。开头几个，是亲戚朋友打来的，旁敲侧击地问“建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是怎么回事”，老两口还强笑着解释“都是胡说八道”、“树大招风”。可后来，电话开始变味了。有不出声的，有响了就挂的，还有两次，是粗哑的男声，带着恶意的笑，说些“你儿子搞破鞋出名了”、“贪官老子”之类的污言秽语，不等他们回话就挂断。
唐父接完最后一个这样的电话后，直接拔掉了电话线。客厅里骤然安静下来，但那寂静却比铃声更让人心慌。
“他爸，”唐母终于忍不住，从厨房走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脸上满是担忧，“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建科他……他不会真……”
“真什么真！”唐父摘下老花镜，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我自己的儿子，我清楚！建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拿过别人一分不该拿的钱？什么时候在男女关系上胡来过？网上那些混账话，也能信？”
“我不是信那些……”唐母坐在老伴旁边，眉头紧锁，“我是担心啊！这明显是有人要害他！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这得多大仇？建科一个人在那边，得多难啊……”说着，眼眶就红了。
唐父叹了口气，握住老伴的手。他的手有些粗糙，但很温暖。“难是肯定难。他走这条路，我们早就该想到有这一天。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干得好，挡了别人的道，坏人就要使绊子。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不稀奇。”
他看向窗外沉沉的夜色，缓缓道：“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别给他添乱。别信那些鬼话，别慌，该吃吃，该睡睡。谁再打电话来问，就说‘相信组织，相信儿子’。家里的事，咱们自己料理好，别让他分心。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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