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对唐建科而言，如同陷入了一场无声的围剿，一场缓慢而冰冷的窒息。
他提交的那份报告，仿佛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李德全没有就报告内容再找他谈过一句话，周文明副局长那里更是杳无消息。这种异样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最明确的表态——他的努力，他的坚持，他冒着风险写下的那些文字，被无视了，被刻意地遗忘和冷藏了。
然而，惩罚却并未缺席，它以另一种更细致、更折磨人的方式，悄然降临。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工作安排。唐建科原本虽然清闲，但偶尔还能接触到一些文件收发、会议通知之类略带实质性的边缘工作。但现在，李德全将他彻底“边缘化”了。
“小唐啊，最近办公室的卫生要加强，特别是走廊和洗手间，你年轻，手脚麻利，以后就多辛苦一下。”李德全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唐建科便多了“保洁员”的职责。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单位，在同事们或诧异或怜悯的目光中，拿起拖把和水桶。
“这些往年的旧报纸和过期文件，堆积在仓库里太乱了，你抽空去整理归档一下。”于是，唐建科又被发配到了阴暗潮湿、布满灰尘的档案室，与发霉的纸页和蟑螂为伍，进行着一项毫无技术含量、也永无尽头的工作。
任何可能与“文字”或“政策”沾边的工作，都与他绝缘了。就连最简单的会议记录，李德全也指定让王海涛或者其他人去做。唐建科的存在，仿佛成了一个透明的、只适合干体力活的影子。
王海涛的态度愈发倨傲。他如今俨然成了李德全最得力的“心腹”，虽然这“心腹”也不过是做些传话跑腿的活儿，但已足够他在唐建科面前炫耀。
“建科，拖地呢？仔细点，角落还有灰。”王海涛端着热气腾腾的茶杯，踱着方步走过，语气里的优越感几乎要溢出来，“唉，还是你好啊，干这活清闲，不用动脑子。不像我，周局那边刚又要一份材料，催得急，今晚又得加班喽！”
唐建科只是埋头擦地，一言不发。他知道，任何回应都只会助长对方的气焰。
周围的同事们，大多选择了明哲保身。以前还会跟他点头之交的，现在也尽量避而远之，仿佛他身上带着什么晦气。偶尔投向他的目光，也充满了复杂的意味——有同情，有庆幸（庆幸倒霉的不是自己），也有事不关己的冷漠。机关里的人情冷暖，在这小小的股室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被孤立、被排斥、被刻意打压的氛围，像这严冬一样，无孔不入地侵蚀着人的意志。唐建科每天上班，都感觉像是在穿越一片无形的冰原，每一步都踩在冰冷的隔阂之上。
更现实的压力，来自生活。他微薄的工资，除了寄一部分回老家，支付宿舍租金，剩下的本已捉襟见肘。如今被彻底边缘化，任何可能的额外津贴、年终评优都成了镜花水月。他甚至不敢多生一点炉火，因为煤票是定额的，用完了就得自己花钱买，而那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夜晚的宿舍，比办公室更加寒冷。窗户缝隙里钻进的风，像刀子一样。薄薄的棉被根本无法抵御深夜的寒气，他常常在半夜被冻醒，只能将所有的衣服都压在身上，蜷缩成一团，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等待天明。
身体的疲惫和环境的冰冷尚可忍受，最折磨人的是精神上的孤寂和对未来的迷茫。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坚持原则，反映问题，难道真的错了吗？看到那些孩子们在危房里瑟瑟发抖，难道不应该说出来吗？可是，现实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他的坚持，不仅没有换来任何改变，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如此狼狈的境地。
“或许……王海涛他们才是对的？”一个声音偶尔会在他心底响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波逐流，至少能活得轻松些。”
这种自我怀疑，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信念。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被困在牢笼里的野兽，空有力量却无处施展，只能被动地承受着日渐缩紧的束缚。
唯一能给他带来些许慰藉的，是偶尔来自女友林秀云的信。然而，这些信如今也变成了双刃剑。林秀云在信里，越来越多地谈及她身边同事的男友或丈夫如何有出息，如何升职加薪，又或是她的父母如何催促，希望他们能早点安定下来，在城里有个自己的窝。
“……建科，你在那边还好吗？工作顺不顺利？上次你说在写一个重要的报告，领导怎么看？有没有可能是个机会？爸妈又说我了，他们总担心我们这样两地分着不是办法……我知道你是有抱负的，但我真的希望你能早点做出成绩，让他们也放心……”
捧着这样的信，唐建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和愧疚。他该如何回复？告诉她，自己因为坚持所谓的“原则”，已经把顶头上司得罪死了，现在正在坐冷板凳、扫厕所？告诉她，那个可能存在的“机会”已经变成了压垮自己的巨石？他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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