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唐建科就被冻醒了。
破棉被像一块冰冷的铁板压在身上，土炕没有一丝热气，寒气从身下、从四面八方侵入骨髓，让他浑身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牙齿咯咯作响。他蜷缩成一团，试图保存一点可怜的体温，但效果微乎其微。手脚早已冻得麻木，仿佛不再是自己的身体一部分。
窗外，风雪似乎小了一些，但依然能听到寒风穿过山坳的低沉呜咽。黑暗中，时间过得异常缓慢。他强迫自己回想昨天记录的内容，构思报告的措辞，用思维的火焰来对抗物理的严寒。张建军老师倚着拐杖的身影，石先生布满皱纹却坚毅的面容，孩子们冻得通红的小脸……这些画面一次次在他脑海中浮现，既是沉重的压力，也是支撑他不倒下的精神力量。
当东方的天际终于透出一丝鱼肚白时，唐建科几乎是挣扎着从冰冷的土炕上爬了起来。每活动一下关节，都像是生锈的机器在强行运转，发出僵硬的“咯吱”声。他用力跺着脚，搓着冻得发紫的脸和耳朵，好半天才恢复了一点知觉。
石先生起得更早，已经用一个小泥炉烧了点热水。两人就着热水，吃了点石先生储备的、硬得能硌掉牙的杂面饼子，算是早餐。相对无言，但一种基于共同坚守的默契在空气中流动。
“石先生，多谢您收留，我得赶回县里了。”唐建科郑重地向老人道别。他必须争分夺秒，赶在明天上午之前，将报告的初稿拿出来。
石先生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客套话，只是将他送到门口，看着依旧阴沉的天色和满地的积雪，叮嘱了一句：“路上当心。”
唐建科再次扎进寒冷的晨曦中。回程的路，因为体力的巨大消耗和寒冷的持续侵袭，比来时更加艰难。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每一步都异常吃力。但他不敢停歇，心中那根关于时间的弦绷得紧紧的。他必须赶在今天下午回到县城，晚上通宵达旦，才能抢在 deadline 前完成任务。
一路上，他不再仅仅是赶路，更像一个移动的信息收集站。遇到早起的村民，他会停下来，递上一根烟（这是他特意在公社供销社买的，以备不时之需），攀谈几句，询问村里孩子上学的情况、对教育的看法。遇到那些顶着寒风、踩着积雪、小心翼翼走向公社方向去上学的孩子，他会心疼地摸摸他们的头，问他们要走多远，路上要花多少时间。
每一个信息，他都认真地记录在笔记本上。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声音，或许零散，或许琐碎，但却是对马蹄沟、石门村个案的重要补充，能让他的报告更具普遍性和说服力。
中午时分，他又累又饿又冷，几乎到了极限。在一个背风的山坡后，他再次停下来休息，拿出最后一个硬馒头。这一次，他连含化它的力气都快没有了。就着雪啃了几口，冰冷的馒头渣噎在喉咙里，难以下咽。一阵剧烈的咳嗽让他差点喘不过气，冰冷的空气刺痛着他的肺叶。
有那么一瞬间，极度的疲惫和生理上的不适几乎要将他击垮。一种软弱的念头涌上心头：何必呢？像李德全说的那样，敷衍一下，你好我好大家好，不就过去了吗？何苦要这样折磨自己，冒着得罪领导、甚至可能丢掉工作的风险？
但这个念头刚一出现，就被他狠狠地掐灭了。他眼前再次闪过张建军老师那无奈而期盼的眼神，闪过石先生四十年的风霜脊梁，闪过孩子们在寒风中读书的稚嫩身影。
“如果我也选择了妥协，那他们的苦，岂不是白受了？他们的期盼，又该由谁来回应？”他对着冰冷的空气，喃喃自语，像是在质问，又像是在坚定自己的信念。
他猛地站起身，将剩下的半个馒头狠狠塞进嘴里，强迫自己吞咽下去。然后，他继续迈开脚步，朝着县城的方向，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去。身体的疲惫和寒冷是真实的，但心中的那份“道”，那份不容玷污的责任感，更加真实！
下午三点多，历经近十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唐建科终于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踉踉跄跄地回到了清水县城。当他看到县城那些熟悉的、虽然也显破败但却相对“文明”的建筑时，竟然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没有先回教育局宿舍换洗，甚至没有去吃饭。他直接回到了那间冰冷、寂静的办公室。
炉火早已熄灭，办公室里的温度比外面高不了多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灰尘的味道。但他此刻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脱下湿透的、沾满泥雪的棉鞋和外套，也顾不得里面的衣服也是潮乎乎的，直接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小心翼翼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个宝贝般的笔记本。封皮已经被雪水浸湿了一些，但里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辨。他像捧着稀世珍宝一样，将笔记本轻轻放在桌上。
然后，他深吸一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崭新的稿纸，拧开钢笔的笔帽。笔尖在寒冷的空气中似乎也有些凝滞，他哈了几口热气，又用力甩了甩，才确保墨水能流畅地写出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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