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元黄初，定都洛阳。曹丕没有选择父亲经营多年的邺城，也没有选择汉室旧都长安、许昌，而是选中了东汉的“陪都”洛阳。这个选择极具象征意义：他要建立一个既区别于汉、又衔接于汉的新王朝。
四、黄初新政：在理想与现实间摇摆
在位不到七年（220-226年），曹丕推行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政策，这些政策映射出他内心的多重冲突。
文化上的开放与政治上的收紧：曹丕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理论家皇帝。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组织编纂《皇览》，开中国类书编纂之先河。但另一方面，他严格控制言论，曾因鲍勋直言而将其处死，因甄皇后抱怨而将其赐死。
制度创新与历史包袱：最具代表性的是九品中正制。这项由陈群提出、曹丕推行的选官制度，本意是打破东汉末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乱象，通过设置中正官品评人才。制度初期确实选拔了如邓艾、王昶等寒门才俊，但曹丕没有想到的是，中正官很快被世家大族垄断，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为西晋门阀政治埋下伏笔。
对外战略的进退失据：曹丕在军事上犯下一系列错误。黄初三年至五年（222-224年），他三次大举伐吴。最典型的是黄初五年，曹丕亲率水军至广陵，面对浩瀚长江感叹：“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撤军。他没有采纳司马懿“培养水军、以待天时”的建议，也没有坚持父亲“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更致命的是，他对蜀汉采取放任态度，错失了在刘备夷陵新败、蜀汉最虚弱时一举灭蜀的良机。
皇室政策的悖论：为了防止宗室干政，曹丕颁布了严厉的《诸侯不得朝觐诏》，规定诸侯王“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并设防辅监国之官监视。这种源于对曹植等兄弟猜忌的政策，导致曹魏宗室力量严重削弱。他临终前指定曹真、陈群、司马懿三人为辅政大臣，形成制衡格局，却没想到曹真早逝，最终让司马家族坐大。
五、《燕歌行》里的孤独帝王
若要理解曹丕的内心世界，或许没有比他的诗歌更合适的窗口了。现存曹丕诗约四十首，其中最着名的是《燕歌行》二首。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完整七言诗：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表面看这是思妇诗，但若结合曹丕写作时的处境——他刚经历与曹植的激烈世子之争，又面临父亲去世后稳定政局的压力——诗中“贱妾茕茕守空房”的意象，未尝不是他内心孤独的投射。那个在政治上冷酷无情的帝王，在诗歌中却展现出罕见的脆弱与敏感。
这种矛盾在他对待兄弟的态度上尤为明显。他一方面严厉打压曹植，将其多次徙封，处死其好友丁仪、丁廙；另一方面又时常与曹植诗文唱和，甚至在黄初四年（223年）兄弟朝京师时，“诏令雍丘王植与诸侯并朝，会节气”。当曹植写下《洛神赋》时，曹丕没有像对待政治威胁那样打压，反而让这篇绝世美文流传开来。
六、临终托孤与历史吊诡
黄初七年（226年）五月，曹丕病重。他召曹真、陈群、司马懿至崇华殿南堂，指着年幼的太子曹叡说：“今疾困，以后事相托。”这番托孤安排看似周全：曹真代表军事宗室，陈群代表士族官僚，司马懿代表谋臣智囊，三方制衡以保皇权。
但历史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曹真于太和五年（231年）病逝后，司马懿逐渐掌控军权。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曹魏实权落入司马氏手中。曹丕当年为防范兄弟而削弱的宗室力量，此时无力阻止外姓夺权。更讽刺的是，司马炎在咸熙二年（265年）逼魏元帝禅让时，几乎完全复制了曹丕当年的仪式流程。
曹丕去世时仅四十岁，在位不足七年。他就像一位精心搭建了复杂戏台、却来不及看完整场演出的导演。他开启了士族门阀政治的时代，却没想到这个时代最终吞噬了他的王朝；他推动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却没想到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正是被他打压的弟弟曹植。
七、历史棱镜中的多重映像
后世对曹丕的评价充满分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他“矫情自饰”；宋代苏轼在《志林》中直言“曹丕篡汉，司马懿篡魏，一也”。但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为其辩护：“丕虽篡汉，然能安百姓、定制度，亦人杰也。”
现代史家则更多从制度转型角度评价。陈寅恪指出，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实则是汉晋社会结构变迁的关键节点；田余庆则认为，曹魏政权的“法家寒族”性质到曹丕时开始向“儒家士族”转变，这个转变决定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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