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进行了整整一小时，全部是技术细节的深入探讨。
从加密算法的数学基础，到联邦学习的收敛性证明；
从系统在高对抗环境下的鲁棒性，到与现有美国安全体系（如爱因斯坦计划、持续诊断与缓解CDM）的兼容性设计。
美方团队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一个比一个深入，显然是有备而来，试图找出平台的任何潜在弱点。
沈烈和唐彻始终从容应对。
他们不仅回答问题，还主动提供验证方法、第三方审计报告、以及在实际客户环境（已获得客户授权脱敏）中的运行数据。
当被问及平台如何满足美国《涉外情报监控法》（FISA）第702条关于通信数据获取的要求时，沈烈给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案：
“我们理解美国法律对国家安全情报收集的特殊要求。平台在设计时采用了‘主权模块化’架构。简单来说，美国境内的部署实例可以配置为‘合规模式’，在该模式下，所有流经美国节点的元数据（非内容数据）会按照FISA法院批准的程序，提供给经过授权的美国情报机构。但关键点在于：第一，这种配置是可选的，每个参与国可以选择是否启用类似的本国法律合规模块；第二，元数据的提供必须通过平台内置的透明审计接口，所有查询都会被记录并可供多边监督机构审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模型参数和原始数据永远不会被这种机制触及，确保了核心隐私保护承诺不被破坏。”
詹姆斯·沃尔特斯，那位联邦调查局高级主管，第一次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透明审计接口的具体设计是怎样的？谁可以访问审计日志？”
“审计日志采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分布式存储，每个参与国都保存完整副本。查询需要至少三个非相关国家的联合授权才能解密查看。”沈烈解释道，“这确保了没有任何单一国家可以秘密地、不受监督地访问数据——包括我们自己。”
会议室里又一阵沉默。
这个设计在技术上是精巧的，在政治上则是平衡的——
既满足了美国法律的要求，又通过多边监督机制防止了滥用。
米勒看了一眼手表，会谈已进行了两小时十五分钟。
他合上面前的文件夹，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
这是会谈即将转向战略层面的信号。
“技术层面的讨论很充分。”
米勒说，目光转向沈烈，
“现在，我想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沈先生，镐科作为一家中国公司，如何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比如中美关系恶化到某种程度时——这个平台不会被北京方面用作战略工具？或者更直接地说，我们如何相信，你们不会在这个全球平台的后门，为中国政府提供其他国家的情报？”
问题尖锐如刀，会议室的气氛骤然紧张。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沈烈身上。
沈烈没有立即回答。
他拿起桌上的矿泉水，慢慢喝了一口。
这个动作持续了大约十秒，却。
然后，他放下水瓶，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目光平静地扫过四位美方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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