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地狭人稠，百姓多事纺织、烧瓷、贩货之类，钱货流通比北方快得多。
农户青黄不接时借青苗钱周转，秋来卖了绢、粮便能还上。
免役法也是同样道理——
出钱代役对他们而言不是太大的难处，有手艺的人、有门路的人，乐意省下服役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挣钱。”
“可同样一道法条，到了北方，便是另一番景象。”
他语调一转，“北方地广人稀，除了几处通都大邑，绝大部分地方的百姓终年守着数十几亩旱田，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贯现钱。
青苗法一下来，官府的贷款摊到头上，不借？抑配。
借了，乡野间筹个铜钱比登天还难。
要么向大户借高息，要么赶几十里路把粮运到城里贱卖。
秋天新粮集中上市，粮价暴跌，卖粮还债，来春再借新债，一轮一轮滚下去。
再加上地方官吏的强制抑配，这不是便民，是套在脖子上的绳索。”
苏遁看向吴老夫人：“太夫人，方才我所说的故事，并非编造，只是，不是发生在鄞县，而是发生在汤阴。”
“绍圣元年秋，遁随父南下途径汤阴，适逢大旱，赤地千里，明明该是丰收时节，却遍地饿殍，连官方驿馆都没了吃食。”
“那个故事，一个村饿死十几人的故事，便是当地村民亲口告诉我的。”
厅里安静了片刻，七夫人缓缓垂下了眼睫，吴老夫人轻轻捻动佛珠，一颗，又一颗。
苏遁目光移向厅中那张王安石画像：“荆公当年创制新法，所依据的，是他历任州县亲眼所见的实情。
可荆公任过的职——扬州签判、鄞县（浙江）知县、舒州（安徽）通判——全在南方。
他没有去过北方。
一同创制新法的章惇是福建人，曾布是江西人，令兄蔡学士与右丞您，都是福建仙游人。
诸位创法之时，耳闻目见尽是南方市井繁盛、货殖流通的情形，以南方之经验推及天下，却不知北方与南方判若云泥。“
苏遁眸光收回：“荆公看到青苗法在南方深得民心，是实情；北方名臣富弼、韩琦所见，青苗法在北方扰民害民，亦是实情。
只因适用于南方的法度，本就不合北方水土！”
“若要辨明法度是否合宜，理当循序渐进，先行试点！
想当年，荆公推行青苗、保甲、市易诸法，也曾先在京畿、陕西、河东等宋夏、宋辽对峙边地试行。
可他只听顺遂利好之言，但凡地方上报法度弊端，一概视作政敌诬陷。
荆公亲传子弟陆佃以亲眼目睹，报告青苗法不便，荆公不信；
荆公亲信沈括建议差役、免役并行，被荆公视为背叛，斥为壬人。
因为荆公的固执己见，一叶障目，最终新法不顾各地实情，一刀切推行全国，先前试点，不过成了自欺欺人的走过场，毫无意义。”
苏遁转而看向吴老夫人与王氏，语气稍缓，带上了几分晚辈的温厚：
“父亲说，元丰七年，他途经金陵，与荆公相伴同游数日。那时候荆公已退居半山园，不再过问朝政，终日与佛经山水为伴。
但父亲说，荆公在蒋山送别时，曾执手叹息，说自己当年操之过急，若能多用几年工夫，让新法在各地试行、从容修订，许多事本不至于此。”
“家父一生辗转多地为官，在北方担任过密州知州、徐州知州、登州知州，在南方则历任杭州、湖州、颍州、扬州，深知各地情形不同，不能以一法绳之，也常以此教我。
元丰末年，家父归朝之后，曾经尝试过摒弃党争，走一条中庸务实之路，因地制宜修正荆公法条，取其精华，补其疏漏。”
“还曾与长期在边境任职的范纯粹范公共同商议，提出了在北方三路试点实行‘给田募役法’，既保留免役法便民利民的优点，又去掉北方百姓最不堪承受的货币盘剥。
只可惜，司马相公与当年荆公犯了同样的弊病，刚愎自用，全然不顾各地实情，一刀切废除所有新法，对家父的耿介良言，更是置之不理。
司马公入仕后，历任华州（陕西）判官、延州（陕西）幕僚、郓州（山东）通判、并州（河北）通判，尽在北方，从未踏足南方，不知南方风物，一叶障目，只认自己所见为真理。
家父见他听不进半句忠言，曾气极称其为‘司马牛’。”
他忽然冷笑了一声，那笑意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与悲哀：
“想当年，荆公与司马温公，虽政见相悖，却仍是君子之争，只论国事，不涉私怨。
可如今朝堂诸公，却是明目张胆，赶尽杀绝！
荆公毕生心血，所求不过富国强兵、泽被苍生。
然法因人而行，亦因人而废，更因人而变！
今日之新法，还是荆公当年想要的新法吗？
你们这些打着荆公旗号行杀伐之事的人，究竟是在追随、成全荆公，还是在毁他一世清名？！”
少年的质问掷地有声，蔡卞有心反驳，却一时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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