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华接话:“诺基亚也一样。他们的专利很多来自收购,把贝尔实验室、摩托罗拉的老专利重新包装,权利要求范围一扩再扩。国际专利官司,往往不是比谁更有理,是比谁请的律师更贵,谁能把官司拖得更久。”
李建国沉默地听着。窗外,深圳高新科技园的楼群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里曾是他布局未来的希望之地。此刻,却仿佛成了被围攻的孤城。
“我们的专利库呢?”他问。
王磊调出数据:“建国通信目前持有中国专利2135项,国际专利487项。其中与TD-SCDMA直接相关的核心专利89项,有一定防御力。但和高通的1.3万项全球专利相比……不在一个量级。”
“华为、中兴他们呢?”
“联系过了。”张振华叹气,“他们也收到了律师函,现在是泥菩萨过江。任总(任正非)私下说,这是欧美巨头对中国通信产业的集体绞杀。他建议……暂时妥协,交专利费,换生存空间。”
“妥协?”李建国缓缓摇头,“今天交3%,明天他们就敢要8%。专利费不是一次性代价,是永久抽血。通信设备净利润才多少?10%?15?交完专利费,我们还剩什么?给外国人打工?”
他走到实验室中央,看着这些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工程师们。这些年轻人,曾经为每一个技术突破欢呼,为每一次测试成功雀跃。此刻,他们眼中满是不安和迷茫。
“我知道你们担心。”李建国声音沉稳,“担心几年的心血白费,担心公司撑不下去,担心自己的前途。但我请你们相信一件事——”
他提高声音:“他们越是这样疯狂地围剿,越证明我们做对了!证明TD-SCDMA打疼了他们!证明麒麟手机让他们害怕了!如果他们轻轻松松就能打败我们,何必三家联手?何必动用核武器级别的专利诉讼?”
工程师们抬起头,眼中重新有了光。
“王工,”李建国看向专利工程师,“我给你一周时间,做三件事:第一,逐条分析对方的专利权利要求,找到最薄弱的攻击点;第二,梳理我们所有的专利,找出可以反诉他们的武器;第三,检索全球范围内的过期专利、公开技术,建立防御证据库。”
“是!”
“文博,”他转向儿子,“芯片团队从现在起进入‘战时状态’。重新审查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算法模块。该重写的重写,该绕过的绕过。我要你在六个月内,拿出完全‘干净’的下一代基带芯片设计。”
李文博咬牙:“六个月……太紧了。”
“我们没有更多时间。”李建国拍拍他的肩,“你爷爷当年保护轧钢厂,面对的是带枪的敌特。今天我们面对的只是律师和文件。如果这关都过不去,我们对不起前人。”
一周后,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
先是欧洲专利局宣布,启动对建国通信三项欧洲专利的无效审查程序——这是诺基亚推动的。
接着,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应高通请求,对建国通信在日本的子公司发出临时禁售令。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供应链:德国某精密射频器件供应商突然通知,因“不可抗力”暂停向建国通信供货。美国一家芯片测试设备商也延迟了交货。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来自上游的压力。
“他们在多维度绞杀。”战略会议上,周卫国忧心忡忡,“法律诉讼打击市场和信心,供应链封锁卡住生产,媒体上还在营造‘中国公司偷技术’的舆论氛围。这是组合拳。”
李建国翻看着最新一期的《华尔街日报》,头版标题刺眼:“专利流氓还是创新者?中国建国集团面临终极考验”。文章里充斥着“知识产权盗窃”、“国家补贴扭曲竞争”、“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指控。
“晓娥,”他看向外甥女,“硅谷那边的舆论,你能影响多少?”
“很难。”娄晓娥苦笑,“舅舅,您知道硅谷的生态。律师、分析师、媒体、智库……很多都和高通、苹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已经联系了几家友好的媒体,但声音太小。而且……我们在美国的盟友,此刻大多保持沉默。”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李建国合上报纸,“正常。”
他环视会议室里一张张沉重的面孔,忽然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你们知道,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众人一愣。
“那时候我在丰泽园当厨师,每天经手山珍海味,自己却饿得浮肿。”李建国眼神悠远,“但我发现一个道理——人饿到极致,反而会清醒。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知道怎么一点点攒粮食,怎么用最少的东西活下来。”
他站起身:“现在也一样。巨头围剿,看起来是绝境,但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逼着我们看清楚——哪些技术是真正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哪些市场是实在的,哪些是虚的;哪些朋友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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