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华接话：“诺基亚也一样。他们的专利很多来自收购，把贝尔实验室、摩托罗拉的老专利重新包装，权利要求范围一扩再扩。国际专利官司，往往不是比谁更有理，是比谁请的律师更贵，谁能把官司拖得更久。”
李建国沉默地听着。窗外，深圳高新科技园的楼群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里曾是他布局未来的希望之地。此刻，却仿佛成了被围攻的孤城。
“我们的专利库呢？”他问。
王磊调出数据：“建国通信目前持有中国专利2135项，国际专利487项。其中与TD-SCDMA直接相关的核心专利89项，有一定防御力。但和高通的1.3万项全球专利相比……不在一个量级。”
“华为、中兴他们呢？”
“联系过了。”张振华叹气，“他们也收到了律师函，现在是泥菩萨过江。任总（任正非）私下说，这是欧美巨头对中国通信产业的集体绞杀。他建议……暂时妥协，交专利费，换生存空间。”
“妥协？”李建国缓缓摇头，“今天交3%，明天他们就敢要8%。专利费不是一次性代价，是永久抽血。通信设备净利润才多少？10%？15？交完专利费，我们还剩什么？给外国人打工？”
他走到实验室中央，看着这些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工程师们。这些年轻人，曾经为每一个技术突破欢呼，为每一次测试成功雀跃。此刻，他们眼中满是不安和迷茫。
“我知道你们担心。”李建国声音沉稳，“担心几年的心血白费，担心公司撑不下去，担心自己的前途。但我请你们相信一件事——”
他提高声音：“他们越是这样疯狂地围剿，越证明我们做对了！证明TD-SCDMA打疼了他们！证明麒麟手机让他们害怕了！如果他们轻轻松松就能打败我们，何必三家联手？何必动用核武器级别的专利诉讼？”
工程师们抬起头，眼中重新有了光。
“王工，”李建国看向专利工程师，“我给你一周时间，做三件事：第一，逐条分析对方的专利权利要求，找到最薄弱的攻击点；第二，梳理我们所有的专利，找出可以反诉他们的武器；第三，检索全球范围内的过期专利、公开技术，建立防御证据库。”
“是！”
“文博，”他转向儿子，“芯片团队从现在起进入‘战时状态’。重新审查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算法模块。该重写的重写，该绕过的绕过。我要你在六个月内，拿出完全‘干净’的下一代基带芯片设计。”
李文博咬牙：“六个月……太紧了。”
“我们没有更多时间。”李建国拍拍他的肩，“你爷爷当年保护轧钢厂，面对的是带枪的敌特。今天我们面对的只是律师和文件。如果这关都过不去，我们对不起前人。”
一周后，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
先是欧洲专利局宣布，启动对建国通信三项欧洲专利的无效审查程序——这是诺基亚推动的。
接着，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应高通请求，对建国通信在日本的子公司发出临时禁售令。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供应链：德国某精密射频器件供应商突然通知，因“不可抗力”暂停向建国通信供货。美国一家芯片测试设备商也延迟了交货。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来自上游的压力。
“他们在多维度绞杀。”战略会议上，周卫国忧心忡忡，“法律诉讼打击市场和信心，供应链封锁卡住生产，媒体上还在营造‘中国公司偷技术’的舆论氛围。这是组合拳。”
李建国翻看着最新一期的《华尔街日报》，头版标题刺眼：“专利流氓还是创新者？中国建国集团面临终极考验”。文章里充斥着“知识产权盗窃”、“国家补贴扭曲竞争”、“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指控。
“晓娥，”他看向外甥女，“硅谷那边的舆论，你能影响多少？”
“很难。”娄晓娥苦笑，“舅舅，您知道硅谷的生态。律师、分析师、媒体、智库……很多都和高通、苹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已经联系了几家友好的媒体，但声音太小。而且……我们在美国的盟友，此刻大多保持沉默。”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李建国合上报纸，“正常。”
他环视会议室里一张张沉重的面孔，忽然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你们知道，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众人一愣。
“那时候我在丰泽园当厨师，每天经手山珍海味，自己却饿得浮肿。”李建国眼神悠远，“但我发现一个道理——人饿到极致，反而会清醒。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知道怎么一点点攒粮食，怎么用最少的东西活下来。”
他站起身：“现在也一样。巨头围剿，看起来是绝境，但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逼着我们看清楚——哪些技术是真正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哪些市场是实在的，哪些是虚的；哪些朋友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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