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环节，一位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尖锐地问：“刘先生，苹果也在研发智能手机，据传明年会发布产品。你们如何与苹果竞争？”
全场安静。这个问题直击要害。
刘峰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我想提醒各位：中国市场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用户需要双卡双待，需要手写输入，需要更便宜的流量套餐。麒麟系统从第一天就是为中国用户设计的。而且——”
他提高声音：“我们对中国开发者的支持，是任何外国公司做不到的。一亿元的开发者基金，完全免费的开发工具，优先的推广资源。这就是我们的护城河。”
路演结束后的反馈表显示：机构认购意向超出发行规模五倍。承销商高盛建议将发行价从原定的16美元上调到20美元。
当晚，刘峰在酒店房间向李建国汇报。
“20美元？他们还真敢要。”李建国在电话里笑了，“不过既然市场认可，就按这个价发。但刘峰，你要记住，上市不是终点。拿了美国人的钱，就要对美国股东负责。以后每个季度都要交成绩单，压力会比现在大十倍。”
“我明白，李董。”
“还有，上市募集的资金，70%必须投入研发。我要看到‘麒麟K5’有突破性创新，要看到应用商店生态真正形成闭环。如果只是炒高股价套现，那我宁可不上市。”
2004年3月，纳斯达克
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大屏幕上，“JGI”（建国互联）的代码第一次出现。发行价22美元，开盘价26.5美元，收盘价31.2美元。市值：85亿美元。
这个数字让整个硅谷震动。一家尚未盈利的中国公司，市值超过了当时很多美国科技巨头。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智能手机的纳斯达克奇迹：建国互联首日暴涨42%”。
刘峰在交易大厅外接受采访时说：“这不是奇迹，这是对未来的投票。投资者投票相信，智能手机时代来了，而中国公司能在这个时代扮演重要角色。”
2005年9月，双重上市
这一次，主角换成了建国新能源。
与通信和互联网不同，新能源的故事更难讲——光伏发电成本仍然高于煤电，技术路线仍在探索，市场需求靠政府补贴。但李建国选择了一个巧妙的方式：港股和纳斯达克同时上市。
“为什么要两地上市？”上市前的最后一次筹备会上，赵雅琴不解地问。
“因为要讲两个故事。”李建国解释，“在港股，讲中国故事：西部大开发、新能源战略、荒漠治理。在纳斯达克，讲全球故事：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技术领先。两地投资者关心的不一样，我们要针对性地讲。”
路演团队兵分两路。赵雅琴带队在香江，重点展示武威基地的规模效应、成本下降曲线、与国家电网的合作协议。李建国亲自带队在纽约，讲的是中国在《京都议定书》中的承诺、光伏技术的迭代速度、全球能源市场的巨大空间。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香江这边，发行价定在15.6港元，公开发售超额认购287倍，冻资超过2100亿港元，创下当时港股纪录。
纽约那边，虽然认购热度不如香江，但一群特别的投资者出现了——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基金。这些基金不看短期盈利，看长期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建国新能源的荒漠光伏电站、对当地村庄的扶贫效应、二氧化碳减排数据，正好契合他们的投资理念。
最终，建国新能源港股发行价15.6港元，纳斯达克发行价19美元。2005年9月28日，两地同时敲钟。
上午九点三十分，香江联交所。赵雅琴按下开市按钮，屏幕显示：开盘价18.2港元，涨幅16.7%。
同一时刻（纽约时间晚上九点三十分），纳斯达克。李建国远程视频连线敲钟，屏幕显示：开盘价22.5美元，涨幅18.4%。
两地市值相加，建国新能源总市值突破120亿美元。
上市后的第一个集团战略会
2005年底，香江总部。建国通信、建国互联、建国新能源三家上市公司的CEO，加上集团未上市的板块负责人，全部到齐。
会议室里气氛微妙。三家公司市值加起来超过300亿美元，而母公司建国集团的市值呢？由于大量优质资产分拆上市，集团本部市值反而停滞在200亿美元左右。有些股东已经在嘀咕：是不是该把集团也拆了？
李建国看穿了大家的心思。他开场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有人在想什么。觉得子公司上市了，翅膀硬了，可以单飞了。今天我把话说明白——建国集团不会拆，三家上市公司也不会独立。”
他打开一份文件：“这是新修订的《集团公司章程》。核心有三条：第一，集团持有三家上市公司不低于35%的股份，保持控股地位；第二，三家公司的战略方向必须与集团整体战略协同；第三，重大投资、技术合作、海外拓展，必须通过集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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