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熟悉的三个字是“苏棠”。
梧桐叶仍旧覆盖着那个名字的最后一划，像一个固执的秘密。
几天过去，风来过又走，这片枯黄的叶子却纹丝不动，仿佛被无形的力量钉在了石壁上。
苏砚走近了些，才借着清晨微弱的光线看清了原委。
那个不知名的小女孩用来描摹笔画的粉笔，并非寻常的教学粉笔，而是含蜡的油画棒。
蜡质的粉末渗入石材的微小缝隙，与夜里的露水混合，形成了一层几乎看不见的、带有黏性的薄膜，将这片叶子牢牢吸附。
它像一枚琥珀，将一个瞬间封存。
苏砚没有伸手揭去它。
她只是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从自己的工作包里，摸出了一支她为法医绘图准备的绿色蜡笔，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那面墙的底座上，就在那个名字的正下方。
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得，那么真相，就不必急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显露。
同一时刻，市检察院。
裴溯的指尖在光滑的办公桌面上轻轻敲击，发出沉闷而规律的声响。
他面前摊开的，是一封打印出来的匿名投诉信。
信的措辞严厉而正式，直指他三年前提交的一份“历史遗留案件复查建议”存在严重的档案伪造嫌疑，要求纪检部门介入调查。
这是个足以断送他职业生涯的指控。
裴溯的脸上没有任何波澜。
他关掉邮件界面，起身走向档案室。
那里存放着所有报送文件的原始签收记录。
他熟练地抽出三年前那个季度的登记簿，翻到指定日期。
那一页的纸张触感，比前后几页要新，也更平整一些。
他用指腹轻轻摩挲着签收栏里的那个名字，墨迹的边缘有极其轻微的洇散，与登记员惯用的碳素墨水在陈年纸张上应有的状态不符。
有人替换了这一页。一场不动声色的栽赃。
直接向组织申诉，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自证泥潭，正中对手下怀。
裴溯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当年那份建议的原始复印件。
他没有做任何标记，只是将其又复印了五份，分别装入五个牛皮纸信封。
收信人，是五位早已退休、但曾在司法改革中扮演过关键角色的老法官。
他在每份复印件上只附了一张便签，上面用打印机打着一行字：
“若这份建议不该存在，请您亲手销毁。”
他没有留下任何署名，只是将信封投进了街角的邮筒。
这不是求助，而是一场赌博，赌的是那些老人们心中尚未冷却的法治理想。
三天后，一场并不起眼的退休干部座谈会上，其中一位老法官在发言的末尾，看似闲谈般地提了一句：“我们当年推动司法公正，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被遗忘。我最近在想，那些‘未名者档案’的伦理价值，或许比卷宗本身更重要。”
这句语焉不详的话，被一位在场的记者敏锐地捕捉到。
次日，一篇题为《被遗忘的档案：司法体系的最后一道良心拷问》的评论文章悄然出现在一份法制内刊上。
舆论的风向，在无声无息间，开始转向。
周远是在旧城区一个破败的社区公告栏上看到那则寻人启事的。
与其说是寻人，不如说是求助。
一位家长用手写的文字，焦急地描述自己患有失语症的孩子，近半年来总在反复画同一个图案——一只翅膀纹路奇异的蝴蝶。
他们找过很多心理医生，都无法解读，希望能有更专业的专家提供帮助。
启事下面贴着一张孩子画作的复印件。
那只蝴蝶的翅膀上，没有寻常的斑点或线条，而是一个由同心圆和放射线组成的、类似某种徽记的图案。
周远的瞳孔猛地一缩。
他迅速用手机拍下照片，回到自己的信息处理工作室。
经过十几分钟的图像比对和数据库模糊搜索，一个被标记为“高度机密”的文件夹被解开了权限。
屏幕上，那个蝴蝶图案与一个名为“白塔项目”的内部标识，重合度高达百分之九十八。
他没有联系警方，更没有直接联系那个焦虑的家长。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
“苏棠，”周远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我这里有一个心理支援志愿者的机会，一个失语症儿童。资料我发给你，你以志愿者的身份去接触她。”
“好的，周老师。”
“记住，”周远补充了一句，语气变得异常严肃，“整个过程，不要让她开口说出任何名字，尤其是你自己的。但你必须用你的方式让她知道，她的画，有人听见了。”
苏棠是在一周后收到那个匿名包裹的。
包裹不大，用最普通的牛皮纸包着，上面没有寄件人信息，只有一个打印出来的标签：“送给会写字的姐姐。”
她拆开包裹，里面是一本儿童绘画集。
画集的纸张很粗糙，像是从普通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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