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改革的风吹进了大兴安岭。
王西川记得很清楚，那是五月里的一天，孙场长从县里开完会回来，脸色就不太对。不是那种生气的难看，而是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凝重。他把王西川叫到办公室，关上门，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擦了一遍又一遍，像是在拖延什么。
“老王，上面有精神了。”孙场长的声音有点发紧，“林场要改革，采伐任务承包到个人。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王西川坐在椅子上，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凉得牙根发酸。他没吭声。
孙场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纸张是崭新的，散发着油墨的气味。“你看看，这是县里的文件。每个采伐队要分解成若干个小队，每个小队承包一片山林，采伐任务落实到人头，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干得多挣得多，干得少挣得少。”他把文件推过来，手指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八个字下面敲了两下，声音不大，但敲得很有力。
王西川拿过文件，一页一页地翻。他识字不多，但文件上的字他每个都认识，连在一起的意思也看得懂大半。翻到最后一页，他把文件合上，还给孙场长。
“场长，你想让我干啥？”王西川问得很直接。
孙场长戴上眼镜，看着王西川，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是信任，是期待，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老王，我想让你带头。你承包一片山林，带几个人，干出个样子来。你是劳动模范，是大家信得过的人。你带头干，大家就跟着干，工作就推开了。你起了这个头，别人就没话说了。”
王西川沉默了一会儿，搪瓷缸子里的凉水又喝了一口，嗓子眼凉飕飕的。“承包一片山林，得多少人？多少活？”
孙场长翻了几页文件，找到一张表格。“一片山林，按面积算，大约三百公顷。采伐任务，按出材量算，一年一千五百立方米。需要的人手，按定额算，十五到二十个人。你从采伐队挑人，谁跟你干，你自己定。”
一千五百立方米。王西川在心里换算了一下，一根四米长的红松，直径二十厘米，出材量大约零点一二五立方米。一千五百立方米，就是一万两千根红松。一天锯三十根，需要四百天。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
但王西川没有皱眉。他打了一辈子猎，知道在林子里怎么活。伐木跟打猎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你不能怕。你怕了，树就倒了砸你，野兽就扑上来咬你，活儿就永远干不完。他站起来，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只说了一个字：“行。”
孙场长站起来，伸出手。王西川握住了他的手，手掌粗糙，指节粗大，掌心的老茧像砂纸一样扎人。
从场部出来，王西川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采伐队。
采伐队的院子里乱糟糟的，十几个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声音嘈杂得像集市。改革的风已经吹到了这里，每个人都在打听消息，每个人都在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走。郑大胡子蹲在木板房的台阶上，抽着烟，脸上的胡子乱蓬蓬的，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显然昨晚没睡好。他看见王西川进来，站起来，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
“老王，场长找你了？”郑大胡子问。
王西川点点头，站在院子中间，大声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采伐任务承包到户，我承包了一片山林，三百公顷，一千五百立方米。谁愿意跟我干的，站出来。”
院子里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树梢的声音，能听见远处拖拉机的突突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十几双眼睛看着王西川，有的在犹豫，有的在盘算，有的在观望，有的已经做好了决定。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郑大胡子。他把烟头从地上捡起来扔进垃圾桶，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走到王西川面前。“我跟你干。我在林场干了二十年，什么活没干过？承包就承包，谁怕谁？”
第二个站出来的是梁满仓。“王科长，我也跟你干。我老梁没啥本事，就是有力气。你指哪儿我打哪儿，绝不含糊。”他把袖子卷上去，露出粗壮的小臂，拍了拍自己的肱二头肌。
第三个站出来的是孙猴子——孙德胜，采伐队的老工人，当年在楞场跟王西川较过劲的那个。他走到王西川面前，低着头，像下了很大的决心。“王科长，当年我跟你较劲，是我不对。你大人大量，别跟我计较。我想跟你干，你收不收？”
王西川看着他，想起了一年前的事。那时候他刚到楞场当工长，孙猴子不服，故意磨洋工，跟他较劲。后来他一个人把三百多根水曲柳全挑了，孙猴子服了。从那天起，这小子就变了，干活不偷懒了，也不跟人较劲了，踏踏实实的，像换了个人。“收。”王西川说。孙猴子抬起头，眼眶红了，想说谢谢，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挤出一个“好”字，声音都变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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