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我们看看。”
发放记录本堆在仓库角落的木箱里，积着厚厚的灰。老李头找出1990年的册子，三人一页页翻看。
“90年第二批工具袋，1990年8月发放。”老李头念道，“领用人要签字，交旧换新。”
翻到第三车间的那几页时，小林忽然指着其中一行：“这里！”
登记表上写着：王建军，1990年8月15日，领用新工具袋一个，编号90-02-147，交回旧袋一个。
“这个编号格式和照片上的很像。”老陈仔细比对，“90-02-147。照片上只能看清‘90-02-1’，后面两位模糊。”
“王建军的工具袋……”小林皱眉，“怎么会在张建国的尸体上？”
老陈没回答，继续往后翻。在接下来的一页，他又看到一行记录：张建国，1990年8月17日，领用新工具袋一个，编号90-02-168。
两人都领了同一批次的袋子，编号接近。
“会不会是弄混了？”老李头说，“工友之间借用工具袋很常见。”
“可能。”老陈合上册子，“老李，这些记录本我们要带走，作为证物。”
“行，我给你们开个条子。”
从仓库出来时，雨停了，厂区的广播正播着午间新闻。老陈站在屋檐下点烟，看着远处高耸的烟囱。
“陈师傅，您在想什么？”小林问。
“我在想，如果包裹尸体的是王建军的工具袋，那么有两种可能。”老陈吐出一口烟雾，“第一，凶手是王建军。第二，凶手从王建军那里得到了这个袋子。”
“王建军有动机吗？张建国借了他的钱，还‘不干人事儿’。”
“还得加上李秀兰。”老陈说，“张建国临死前在临州打电话，说‘见到她了’。这个‘她’，会不会就是李秀兰？”
小林的眼睛瞪大了：“您是说，张建国在临州见到了王建军跟人跑了的妻子？”
“如果是这样，那张建国的死就可能和李秀兰有关。”老陈掐灭烟头，“走，去见见王建军。”
王建军家住在三号家属楼的三层。敲开门时，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
开门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穿着背心，露出胳膊上结实的肌肉。他眼睛有些红，头发乱糟糟的。
“谁啊？”声音粗哑。
“市公安局的，想了解张建国的情况。”老陈亮出证件。
王建军盯着证件看了几秒，侧身让开：“进来吧。”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陈设简单但杂乱。餐桌上摆着半瓶白酒和一碟花生米，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墙上还挂着结婚照，照片上的女人温婉秀气，和王建军形成鲜明对比——那是李秀兰。
“坐。”王建军自己先坐到餐桌旁，又灌了一口酒，“张建国那王八蛋，死了？”
“我们在南方发现一具尸体，可能是他。”老陈坐到他对面，“想跟你了解些情况。”
“有什么好了解的？”王建军冷笑，“他借我五百块钱，说三个月还。现在一年多了，人死了，钱找谁要？”
“他当时借钱时说干什么用？”
“说去南方做生意，倒腾电子表。”王建军点烟，“我寻思都是工友，就借了。妈的，瞎了眼。”
小林问：“他走之前，有没有提过可能去临州？”
“临州？”王建军皱眉，“没听说。他说去深圳。”
“你们后来为什么闹得不愉快？”
王建军的手顿了一下，烟灰掉在桌上：“他办事不地道。”
“具体指什么？”
“没什么。”王建军别开脸，“就是钱的事。”
老陈注意到，王建军说这话时，不自觉地瞥了一眼墙上的结婚照。那眼神复杂——有愤怒，有痛苦，还有别的什么。
“你妻子李秀兰，是1990年底离开的？”老陈换了话题。
王建军的脸瞬间沉下来：“跟你们查的案子有关系吗？”
“我们在了解张建国的社会关系。”
“没关系。”王建军硬邦邦地说，“她跟野男人跑了，早死了。”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我他妈要知道，早去打断她的腿了！”王建军突然提高音量，拳头砸在桌上，酒瓶都跳了一下。
屋子里陷入尴尬的沉默。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
“张建国临走前，有没有提过你妻子？”老陈平静地问。
王建军猛地抬起头，眼睛像要喷火：“你什么意思？”
“只是例行询问。”
“没有！”王建军站起来，显然在下逐客令，“我跟张建国就是借钱的关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查他，找别人问去。”
老陈也站起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那是菱角湖帆布包裹的现场照片，编号部分用红圈标出。
“这个工具袋，编号90-02-147，是你1990年8月领用的。”
王建军盯着照片，脸色渐渐变了。他接过照片，手有些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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