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开门，走廊的灯亮着。
那个穿红西装的女孩站在我面前，手里抱着文件夹，胸前别着崭新的红色徽章。她看到我，脚步慢了下来，眼神闪了一下。
她张了嘴，似乎想说什么。
我没动，也没退，就站在那里等着。
她最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从我身边走过。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声音清脆，一步步远去。
我转身进了家门，把外套挂在玄关。手机还在口袋里，没再震动。我把包放在桌上，解开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走进书房。
天刚亮，窗外灰蒙蒙的。
书桌上的纸箱已经放了好几天，标签写着“旧物”。我一直没空收拾，今天终于有时间了。
我打开箱子，里面是些陈年文件、会议记录、项目报告。还有一些笔记本，封面都发黄了。我一本本翻过去，大多是工作笔记，字迹工整，条理清晰。这些都是我这些年留下的东西，每一页都写着“高效”两个字。
翻到最底下，我看见一本薄册子。
黑色封皮，边角磨损，右下角用钢笔写着日期——那是我刚进公司那年。
我把它拿出来，翻开第一页。
上面写着：“我要打破加班文化，守护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字写得有点歪，墨水还晕了一点。看得出来，写这句话的人很用力。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刚升项目经理，第一次被赵峰叫去开会，开到凌晨一点。我说我要走，他说年轻人要吃苦。我没走，坐在会议室等所有人散了才离开。那天回家路上，我在便利店买了瓶水，坐在台阶上喝了半瓶，然后掏出这本本子，写了这句话。
后来我再也没喝过那半瓶。
我合上本子，放在一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深蓝色封面，没写名字。我打开第一页，拿起笔，写下三个字：
我做到了。
笔尖落在纸上很稳，不像当年那样抖。
写完这三个字，我没有继续往下写。我把新本子合上，轻轻放在旧本子旁边。它们并排躺着，像两个时代的交接。
我起身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
那件红色西装挂在最里面，熨得平整，没沾一点灰。衣架上还挂着当初定制时店家送的小卡片：“为敢于不同的女性而制。”
我取下西装，搭在手臂上，走回窗边。
阳光这时候透进来一点，照在肩线上，布料泛出淡淡的光泽。这不是什么名牌，也不是高定，就是普通剪裁，但穿了这么多年，它一直挺括。
我摸了摸袖口。
这里曾经被咖啡溅过一次，是我为了赶方案，在茶水间一边喝一边改PPT时不小心碰翻的。我没换衣服，继续开完会。那天客户通过了提案，赵峰在会上说“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可他没提我的名字。
但我记得。
我记得每一个我没熬过去的夜，也记得每一个我准时下班的日子。我记得林晓第一次交报告时手抖的样子，也记得她后来在董事会上反驳赵峰时的声音。我记得陈总看完《高效守则》后沉默的表情，也记得他三个月后悄悄在全公司推行弹性打卡。
这些事都不是靠加班换来的。
是靠效率，靠规则，靠不妥协。
我把西装轻轻挂回原位，正对着窗户。阳光正好落在上面，像披了一层光。
我坐回书桌前，把两个本子放进抽屉。纸箱里剩下的东西，我分类整理好，该留的留下，该扔的扔掉。一份合同复印件，一张过期的交通卡，一支没墨的笔。我都处理得很干净，没有犹豫。
最后箱底只剩一张照片。
是几年前团建拍的。我们部门站在公司楼下，一群人笑着比手势。我穿着这件红西装，站在中间，林晓站在我右边，笑得眼睛弯起来。那时候她还不敢站C位，是我把她拉过去的。
我看了两秒，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她说，我们可以不一样。”
我没收这张照片，而是把它放进新笔记本里，夹在“我做到了”那一页。
然后我关上抽屉，合上箱子，贴上“存档”标签。
书房恢复了整洁。
我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了一会儿。外面传来楼下早餐铺开门的声音，有人在骑电动车，铃声叮叮响。城市开始运转，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睁开眼，看向衣柜方向。
阳光更亮了，照在红色西装上，颜色鲜明，没有褪色。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些。光线洒进来更多，整个房间都亮了。
我看着那件西装，轻声说：
红色精神，永不褪色。
楼下传来孩子跑过的声音，喊着“妈妈快点”，自行车轮碾过路面，发出轻微震动。
我转身准备去厨房泡杯茶。
手刚碰到门框，手机响了。
是一条群消息。
【联盟公告：巴黎会议通过《全球高效职场宣言》草案，中国区试点纳入国际劳工组织观察名单。】
下面一堆人回复。
“苏总看到了吗？”
“她肯定早就睡了。”
“不，她不会错过这一天。”
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没回。
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放在桌上。
然后我走向厨房，打开水壶烧水。
水还没开，我又回头看了眼书房。
阳光依旧照在那件红西装上，像一团安静燃烧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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