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各军种待遇的难题刚刚初步解决，肯尼迪总统并没有丝毫闲暇，来不及松一口气，便马不停蹄地安排了一场重要会面——与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进行闭门会谈。
此时的美国，种族歧视问题愈演愈烈，黑人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教育、就业、医疗等各个领域；都充斥着偏见与隔阂，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呼声，早已传遍全美；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浪潮。
会谈中，马丁·路德·金言辞恳切，力陈黑人所遭受的不公，强烈要求肯尼迪政府通过新的民权法，打破种族隔离的枷锁，给予黑人与白人同等的权利与尊重，真正实现种族平等。
肯尼迪总统深知种族问题的严重性，也明白若不加以疏导和解决，必将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于是明确表态，将积极推动民权法的制定与实施，发出了支持种族平等的明确呼声；给予了黑人运动极大的支持与鼓舞。
得到总统的正面回应后，黑人抗议组织备受振奋，迅速敲定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计划。
决定于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特区组织一场规模空前的集会，预计参与人数将达到二十五万人，以此向全社会传递争取种族平等的决心，推动民权法的落地，让黑人的诉求被更多人听到。
这一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埃德加·胡佛的耳中。
作为FBI局长，胡佛始终在暗中关注着马丁·路德·金的一举一动，对这位极具号召力的黑人运动领袖，他一直充满了警惕与忌惮。
当得知对方要组织一场如此盛大的集会时，胡佛瞬间变得不淡定起来，心中的焦虑与不安愈发强烈。
与此同时，他心中也暗暗怨恨肯尼迪总统：没事非要同马丁·路德·金见面，还给对方明确的支持，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简直是主动给黑人运动提供助力，让这场运动的声势变得更加浩大，也给FBI的工作增添了无尽的麻烦。可怨恨归怨恨，他也只能压在心底，毕竟肯尼迪是总统，他无权质疑总统的决定。
更让胡佛头疼的是，情报显示，此次集会的预计参与人数将超过二十万；如此庞大的规模，一旦出现混乱，后果不堪设想。
胡佛执掌FBI数十年，在他的铁腕统治下，FBI内部始终充斥着严重的种族偏见，从未真正接纳过黑人探员。
要知道，当时全美FBI探员总数已经超过6000人，这支庞大的执法队伍里，肤色清一色都是白人，直到今年，迫于全社会反种族歧视的舆论压力，他才极不情愿地录用了2名黑人探员；而且这2人也只是被安排在边缘岗位，根本没有机会参与核心执法工作，纯属应付了事。
在FBI内部，黑人的地位更是低下到了极点，他们连成为正式探员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从事最基础、最卑微的工作。
要么是负责接送探员、运送文件的司机，要么是整理档案、录入数据的普通文员，即便如此，这类岗位上的黑人数量也寥寥无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绝大多数白人探员甚至不愿与他们多说一句话。
这样的现状，早已清晰地暴露了胡佛的立场——他打心底里歧视黑人，厌恶黑人运动，始终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只是碍于舆论和总统的态度，暂时无法明目张胆地打压。
可如今集会规模如此浩大，他既不敢轻易镇压，又无法坐视不管，一时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苦思冥想许久，胡佛依旧没有找到任何可行的办法，焦虑如同潮水般将他包裹。
无奈之下，他只能向高人求助，拨通了费尔多的电话——在他看来，费尔多将军心思缜密、眼光长远，总能在关键时刻给出精准的建议，而且两人常年打交道，早已无比熟悉，无需过多寒暄。
电话里，胡佛语气急切地说明了自己的困境，恳请费尔多出手相助；双方约定，晚上在他们经常会面的私人会所详谈，避开所有耳目。
当天晚上，胡佛早早便来到了私人会所，焦躁地在房间里踱步，指尖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地熄灭，烟灰缸里很快便堆满了烟蒂。
直到费尔多推门而入，他才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迎了上去，没有丝毫客套，直接将自己的所有疑虑和担忧一股脑地说了出来：集会规模太大，镇压怕引发暴乱，不镇压又怕局面失控，更担心马丁·路德·金借集会煽动情绪，动摇社会秩序。
毕竟双方已然无比熟悉，费尔多自然明白其中的门道；也清楚胡佛的纠结与忌惮，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耐心听他说完。
等胡佛平复了情绪，费尔多才缓缓开口，脸上带着从容的笑容，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胡佛局长，你不必过于焦虑。”
“只要马丁·路德·金及其组织没有同苏联，或者其他境外势力勾结，没有借助集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那么只要他们做得不是特别过分，没有违反法律；FBI最好不要强加干涉，以免落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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