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夏尔来找詹姆斯。
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城外的一处训练场。红军的一个连队正在进行攻防演练，夏尔带着几个参谋在土坡上观察。
“詹姆斯教授，”夏尔开门见山，“您在帝都待得久，熟悉城防布局。我们想请教：如果我们要进攻帝都，从哪里突破最合适？哪里是防御薄弱点？哪里是后勤要害？”
詹姆斯愣住了。他没想到会问这个。
他仔细回忆，结合自己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时的观察、地下工作时的情报，慢慢分析：帝都城墙的弱点不在高度，在几个年久失修的段落；护城河在东南角有一段淤塞；城内的粮仓和军火库分布；还有最重要的——驻军派系之间的矛盾，哪些部队可能消极抵抗，哪些会死战。
夏尔听得很认真，让参谋一一记录。
“这些都是我被捕前的情报了。”詹姆斯最后说，“现在可能变了。”
“参考价值很大。”夏尔点头，“战争不只是枪炮，是人心。知道哪里能打，哪里该绕，哪里可以争取，这很重要。”
他看着训练场上冲锋的战士，忽然说：“教授，您觉得我们的战士怎么样？”
詹姆斯望过去。那些战士年纪都不大，许多还是农民模样，但冲锋时有种不顾一切的狠劲。动作不算标准，但实用。
“很勇敢。”他说。
“光勇敢不够。”夏尔说，“要知道为什么勇敢。前天，一个刚参军两个月的小战士在训练时问我：‘营长，咱们打纽曼死了四十多个兄弟，值不值？’”
“你怎么回答？”
“我没回答。我让他去问纽曼的市民。”夏尔说，“昨天他回来，眼睛红红的，说有个老太太把省下来的半块饼硬塞给他，说‘孩子，吃饱了，给我儿子报仇’。她儿子被格罗夫拉去修城墙，累死的。”
夏尔转过头，看着詹姆斯：
“教授，您讲理论，讲阶级，讲历史必然性。那些都对。但对这些战士来说，最直接的道理是：我在保卫给我分土地的人，给我妹妹看病的人，让我爹妈能吃上饱饭的人。这个道理，比什么主义都管用。”
最后，詹姆斯再次见到维克多。
这次是在理论研究室——一间腾出来的教室，墙上挂满了地图、图表，桌上堆着书籍、文件、手稿。有几个人正在工作，其中一个詹姆斯认识：拉里，那个曾经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负责理论工作的同志，现在瘦了很多，但眼神专注。
“詹姆斯同志，”维克多递给他一份文件，“这是你的任命书。理论研究室特别顾问，主要负责三项工作。”
詹姆斯接过。油印的纸张，文字简洁。
“第一，整理帕瑟堡世界无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全部文献、记录、决议。编成册，做注释，作为干部学习材料。”
“第二，编写《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问题》教材。根据地现在有弗拉维亚人、卡森迪亚战俘、阿非丽亚流亡者，未来还会有更多。我们要回答：国际主义是什么？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什么关系？”
“第三，”维克多顿了顿，“参与新宪法草案的讨论。我们正在起草《葛培省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这是未来国家宪法的雏形。你的法学背景和理论视野，很重要。”
詹姆斯看着任命书，又看看维克多：“你……不担心我的疑虑？”
“什么疑虑？”
“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官僚主义的预防？党的纯洁性？”詹姆斯把这些天盘旋在脑中的问题一股脑倒出来，“我看到了很多好的东西，但也看到了问题。粮食掺假，旧人员留用，农民中还有观望甚至不满……这些怎么解决？”
维克多笑了。不是嘲笑，是一种坦然的、甚至有些欣慰的笑。
“詹姆斯同志，如果你来了三天，就对我说‘这里一切都好，完美无缺’，我反而要担心。”他说，“你看到问题，说明你在思考。而根据地的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实验室——在这里，我们尝试解决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他走到墙边，指着上面一张手绘的图表：“看这个。这是芒克村土改后的土地分布变化。不是平均分配，是按人口、劳力、原有土地情况综合分配的。有争议吗？有。解决了吗？正在解决，通过村民大会、评议小组、上诉机制。”
又指向另一份文件：“这是《苏维埃工作人员行为准则》草案。里面规定了干部待遇不得高于熟练工人，必须定期参加劳动，接受群众评议。还设立了监察委员会。能完全杜绝官僚主义吗？不能。但至少有了制约的框架。”
他转过身，看着詹姆斯：
“你说党的纯洁性。我问你：什么是纯洁？是只有工人才能入党？那农民呢？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把他们排除在外，党就纯洁了，但也孤立了。是把所有有旧社会经历的人都清除？那谁来做事？谁来教会我们的人做事？”
维克多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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