舱门打开，陈东起身拿行李。廊桥连接处有风灌进来，吹得他袖口微动。他把包挎上肩，顺着队伍往外走，脚步不快不慢。
接机的人在出口等他，穿着制服，递上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没寒暄，也没握手，只说车在等着。他点头，跟着上了公务车。
车子穿过城市主干道，高楼渐密，街边的树被修剪得整整齐齐。他没看窗外，低头翻了下手里的文件夹——公安厅内部会议通知，十点开始，议题是近期经济案件线索汇总。他合上本子，靠在座椅上闭眼两分钟，脑子里过了一遍丁义珍案的资金路径图。
到了办公楼，电梯直接上四楼。会议室已经有人在了，长桌两侧坐了七八个，多数年纪比他大，有的正翻材料，有的低声交谈。没人抬头看他。
他在角落坐下，把包放在脚边，拿出笔和本子，静默等待。
十点整，副厅长推门进来，会议开始。先由经侦支队汇报几起异常资金流动的情况，PPT一页页翻过去，大多是企业账户频繁拆分转账、跨省对倒之类的问题。讲到一半，提到一笔三千多万的资金从本地一家建筑公司转出，三天后又通过三家空壳公司原路返回，中间经过两个外省账户。
“初步判断是财务调账。”汇报人说，“没有发现明显违法证据。”
陈东听着，手指在本子边缘轻轻敲了一下。
副厅长问：“有没有关联到已知涉案人员？”
“暂时没有。”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陈东开口：“这笔钱，是什么时候转出的？”
汇报人看了眼记录：“上个月十八号。”
“丁义珍外逃是二十号。”陈东说，“他走之前，名下所有资产都做了清空处理。而这笔钱，在他离境前两天突然‘正常调账’，方向还是境外通道常用的中转地。”
屋里没人接话。
“而且，”他继续说，“收款方注册地是自贸区某写字楼十七层B座，那栋楼去年查过，三十七家公司注册在同一间办公室，其中三十五家无实际经营。这种地方，能承接三千多万的‘正常业务’？”
副厅长皱眉：“你的意思是……这是洗钱前奏？”
“至少值得协查。”陈东说，“《反洗钱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短期内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或反之，且无合理解释的，应列为重点监控对象。我们完全可以发函请银行提供流水明细，再比对相关人员背景。”
副厅长点点头，示意记录员记下。
就在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冷笑了一声。
“理论一套一套的，博士就是不一样。”他合上笔记本，语气松散，“可咱们这儿不是课堂，也不是写论文。你说这些，办过案子吗？蹲过窝点吗？跟过线人吗？”
屋里气氛一滞。
陈东抬眼看去。这人肩章是三级警监，胸前别着刑侦标牌，显然是老资历。
他没急着回话，只问：“您是？”
“王振国，刑侦总队队长。”对方直视他，“我干了二十年一线，破命案、抓毒贩、追逃犯，哪一桩不是拿时间熬出来的？现在倒好，刚来一天，就敢指着材料说别人漏重点？”
旁边有人附和：“确实，太年轻了，经验这块还得再沉淀。”
陈东没动怒，也没辩解。他把本子往前推了推，指着刚才那笔交易的时间节点：“我不是质疑谁的工作。但如果我们现在不盯紧这类操作，等到真出了事——比如又有两亿现金藏进某个干部家里——到时候追责起来，不会问谁背了多少法条，只会问谁该管没管。”
这话落下，屋里静了一瞬。
副厅长轻咳一声：“陈东同志提的建议，技术层面是有依据的。这样，这件事交由经侦牵头，联合反洗钱中心做个评估报告。”
王振国没再说话，但脸色依旧冷硬。
会议继续推进，下一个议题是一起基层派出所上报的招投标异常案。说是某街道环卫项目招标，中标价远低于市场平均，而中标企业在三个月内换了三次法人，最后一次变更后，股东变成了市局退休干部李德海的女儿。
“民事纠纷范畴。”有人说，“纪委没介入，我们也不好越界。”
“不一定。”陈东再次开口，“三次换法人，说明这家公司本身不具备稳定性。而最终控制人与公安系统退休人员有关，这就涉及政商边界问题。如果这个企业长期承接政府项目，哪怕金额不大，也可能形成利益输送链条。”
他顿了顿：“我建议，以经济反推权力。查这家企业的资金来源、历史投标记录、与其他公司的关联交易。如果有异常，立刻通报纪检部门。”
副厅长盯着材料看了会儿，忽然问：“你之前在公安部，主要负责哪块？”
“经济犯罪侦查与数据分析。”陈东答。
“那你牵头写个初步分析报告。”副厅长说，“下周党委会要听一次专项汇报，这个方向可以列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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