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说：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君子立言、立德、立行，想当个好人，总要有所谓，有所不为。
拿刘璟叔侄来说，成天抱着《四书章句集注》，以“程朱学派”子弟自居，开口圣人，闭口朱子，频率比叨咕刘伯温的次数都多。
可他们口中的圣人，朱子，难道就是个完人么？
一边是正经的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宗师级人物，温文尔雅，风度翩翩。
一边又是扒灰、小寡妇、小尼姑的绯色流言。
就好像大街上，看到国子监儒师，搂着小姑娘，还不由的伸舌头添一添！
刺激啊！
这时候，所有旁观者都会歪着脑袋、点着头，脸上浮现出“大家都明白”的表情。
就连《宋史》中明白的写着：庆元二年，监察御史沈继祖上奏宋宁宗，说朱熹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说他“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
意思是，朱熹诱引两名尼姑作妾，到地方任职还明目张胆的一起同行；又将死了丈夫的儿媳搞怀了孕，要皇上以悖逆人伦之罪，杀朱熹的头。
可朱熹是怎么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嗨，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朱熹天天喊着叫大家灭了心中的欲望，自己却逆行而上，与尼姑勾肩搭背，又扒灰自己的儿媳，让别人灭欲，自己的欲咋这么强呢？
他们儒家自己也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事到自己头上，咋怎么干都行呢？哪怕这事是人情、法理都说不通的。
朱熹这头开的好啊！给那些自己心里肮脏，又想弄块遮羞布的人，找了个好由头。程朱学派由此迅速壮大，投到他们学派的人如过江之鲫。
朱雄英在陕西杀的那些官员、流放的儒生，有九成都是“程朱学派”的弟子。他们是把圣人的“言传身教”贯彻到了极致，甚至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一个点，朱雄英一直就没闹明白，凭什么他们捧着朱子的牌位，就可无视天理、人情、法理。难道说，朱子的牌位，比皇帝还要尊贵？
“刘璟，用你的话说，本王是个嗜血、残暴的人。”
“倘若有一日位居帝位，势必让文人士子人人自危。”
“可今儿，本王要反问你们一句，知不知道什么叫士可杀、不可辱吗？”
连漠北的前元余孽，都知道尊重强者，敬畏上天，这些读圣贤书的文人，他们不明白么？
站在王法、道德的制高点，领着国家的银钱，免徭役、免赋税、免肉刑、免下跪，享受这么高的待遇。
转身嘀咕着：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之类的艳词；脚下踩着累累的白骨，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他们凭什么予取予夺？就凭那几篇四六不通的文章？
“洪武五年，陛下将孟子迁出孔庙。就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等到本王作主的那天，不仅要把朱子的牌位扔出去，更要改良科举，让那些伪君子，真小人，永无入仕的可能。”
人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碰到了朱雄英，就是这些人前人后表里不一的报应。
一些人认为，前元以暴失天下，可朱雄英却认为，前元以“宽”而失天下。这倒不是说前元对百姓宽仁，而是他们的皇帝，该管的事，一样都没管，完全瞎搞。
“本王就是要涤荡仕林的风气，革了那些想鱼目混珠人的仕途。”
大明立国不久，皇帝整饬吏治的决心无可动摇。朱雄英就是要借助这股风，把朝廷的禄位留给能干事，想干事的人。
至于树敌多少，有多少人骂他，无所谓！只要对国家、社稷、黎民有益，于朱雄英而言，无可，无不可！
青田刘氏，辅佐皇帝定国，功莫大焉，刘璟叔侄虽然是“程朱学派”的人，但都是恭谨守法的廉吏、能吏，所以自然要另眼相看。
今日，朱雄英不是以皇长孙的权势压人，而寻找两位志同道合的同伴，为大明的官场，竖立新的风向。
圣人的腌臜事，都被抖了到台面上了，刘璟叔侄还有什么可矫情的了，抱着圣人的牌位，说自己无心仕途。
儒家的派系多了，人员难免良莠不齐，出问题又不止“程朱学派”一家。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虞王说的有理，这样的人有不少。
叹了一口气，刘璟拱手言道：“既然殿下掏了心窝子，臣也不藏着掖着了。”
读书人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们叔侄是怕步前人的后尘，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是以才想着辞官的。
如果虞王所说，真的是心中所想，他们叔侄也愿意效仿叶琛，哪怕是草席裹尸，荒野喂狼也要追随。
虞王位居嫡长，占据大义，前途是一片光明。可他口衔天命，身怀利刃，杀心四起，坦途也变得举步维艰。
他们俩都想不明白，虞王为了放着“老好人”不当，顺顺当当的晋位不敢，偏偏选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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