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居岁月：《报孙会宗书》中的悲愤
罢官后的杨恽回到封地华阴（今陕西华阴），表面上“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实则内心充满愤懑。他的好友孙会宗（时任安定太守）写信劝他：“大臣废退，当闭门思过，不宜治产业、通宾客，以免招人非议。” 正是这封信，引发了杨恽那篇流传千古的《报孙会宗书》，也让“一丘之貉”成为历史的注脚。
杨恽在信中开篇便倾诉委屈：“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 他承认自己“性格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但对被诬告仍愤愤不平。信中最尖锐的部分，是他对当朝权贵的批判：
“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这段文字看似描写乡居乐趣，实则暗藏讽刺：“田彼南山，芜秽不治”暗指朝政混乱；“种一顷豆，落而为萁”比喻贤才被弃、小人得志。而最直白的批判，便是那句震撼后世的“古与今，如一丘之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故何行而不得，何为而不果？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古与今，如一丘之貉。”
杨恽在这里借孙会宗的经历讽刺：你孙会宗本是魏地（西河）人，那里有段干木、田子方的君子遗风，如今到了安定（昆戎旧地），却沾染了当地子弟的“贪鄙”习气，这难道是“习俗移人”？不，是你本性如此！最后一句“古与今，如一丘之貉”更是将批判推向极致：从古到今的权贵，都是一路货色，都是贪婪虚伪的“貉”，没什么差别！
这封信字字泣血，句句带刺，既是对个人遭遇的控诉，更是对整个官场虚伪的宣战。杨恽或许没想到，这封私人信件会被呈给汉宣帝，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腰斩之祸：“一丘之貉”的代价
公元前54年冬，杨恽的一个仆人因过失被责罚，心怀怨恨，便将《报孙会宗书》的抄本交给朝廷，诬告杨恽“借信诽谤圣上，讽刺时政”。汉宣帝读信后勃然大怒，尤其是“古与今，如一丘之貉”一句，被视为“谤讪先帝，无人臣礼”。
此时，许、史外戚与张安世趁机落井下石，联名上书：“杨恽免官后不思悔改，反而怨望朝廷，诽谤圣上，其心可诛！” 汉宣帝本就对杨恽的“狂言”不满，当即下令将杨恽逮捕入狱。
审讯期间，廷尉（司法官）引用信中“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等句，指控杨恽“借农事讽刺朝政混乱”；“古与今，如一丘之貉”则被定性为“否定古今圣贤，污蔑历代君臣”。最终，汉宣帝下诏：“杨恽大逆不道，腰斩处死；其妻子流放酒泉郡；孙会宗因‘知情不报’被罢官。”
行刑那天，长安街头寒风凛冽，百姓围观者数千人。杨恽身着囚服，面不改色，临刑前高呼：“吾死不足惜！但古今权贵，一丘之貉，终有报应！” 这位继承了太史公风骨的直臣，最终以生命为代价，让“一丘之貉”这个短语永远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貉的象征：为何是“貉”而非其他动物？
杨恽为何用“貉”而非“狐”“狼”等动物比喻权贵？这与西汉时期人们对“貉”的认知密切相关。据《尔雅·释兽》记载：“貉，似狐，善睡，群居丘中。” 西汉人观察到貉有三大习性：一是外形似狐却无狐的灵性，显得“愚钝而贪婪”；二是喜群居，常数十只聚集在山丘洞穴中，“同类相护，排斥异类”；三是冬季蛰伏，平时偷食家禽，被视为“害兽”。
这些习性恰好契合杨恽对权贵的批判：他们如貉般“贪婪愚钝”，只知搜刮民财而无治国之才；如貉般“群居勾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如貉般“为害百姓”，却躲在“山丘”（权力高位）中逃避惩罚。相比之下，“狐”虽狡猾却显灵性，“狼”虽凶狠却显孤傲，唯有“貉”的“愚钝贪婪、群居为害”最贴合权贵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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