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晋国作为中原诸侯的盟主，召集宋、陈、郑等国在垂陇（今河南荥阳）会盟，商议如何遏制楚国的势头。会上，鲁国大夫臧文仲站起来，对着各国诸侯高声说道：“昔者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彤弓》。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
这段话的背景，是周王朝的传统：诸侯每年要到王室朝见，周天子会设宴款待，并演唱《湛露》《彤弓》等诗歌，以示恩宠；而当诸侯为周天子讨伐他所痛恨的敌人（即“王所忾”），并献上战功时，周天子会赏赐彤弓、彤矢（象征征伐之权），作为对其功绩的回报。臧文仲说这番话，是在提醒各国诸侯：楚国如今无视天子权威，吞并王室属国，正是“王所忾”的敌人；我们作为周天子的臣子，当“敌王所忾”，合力对抗楚国，这不仅是为了自保，更是为了维护天下的秩序。
当时的诸侯各国，彼此间也常有摩擦：晋国与秦国曾因“崤之战”结下深仇，鲁国与齐国常年争夺土地，郑国则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但在“楚国威胁”这个共同的“王所忾”面前，各国诸侯放下了私怨。晋国出兵作为主力，宋国提供粮草，郑国负责侧翼掩护，连与晋国有仇的秦国，也暂时按兵不动，默认了联军的行动。
联军一路南下，先是收复了被楚国占领的陈国土地，又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主力，最终迫使楚国退回汉水以南。战后，晋文公（当时的晋国国君）带着各国诸侯的战功去朝见周天子，周天子果然依照古礼，赏赐了彤弓、彤矢，认可了诸侯们“敌王所忾”的功绩。
臧文仲的“敌王所忾”，看似是在强调对周天子的忠诚，实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道理：当存在一个威胁到共同利益与价值体系的敌人时，“敌忾”的情绪会转化为行动的共识。楚国的扩张不仅伤害了个别国家，更破坏了诸侯们赖以生存的秩序，这种“共同的愤怒”，让原本分散的力量凝聚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这便是“敌忾”的力量，它能让不同群体在“痛恨同一个敌人”的情感中，找到合作的基点。
（3）合璧：从词语到精神的千年传承
随着历史的推移，“同仇”与“敌忾”逐渐从各自的语境中走出，最终融合为“同仇敌忾”这个成语。而它所代表的精神，也在一次次危机中得到印证。
南宋末年，元军南下，临安失守，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他在《指南录后序》中写道：“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此时的南宋军民，无论文官武将、平民百姓，都抱着“与元贼不共戴天”的愤怒，在崖山之战中，十万军民随少帝投海，用生命诠释了“同仇敌忾”的悲壮。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中华大地上响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呐喊。曾经的党派分歧、地域差异，在“民族存亡”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烟消云散：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浴血奋战，普通百姓或送子参军，或捐钱捐物，连海外华侨也纷纷回国参战。这便是“同仇敌忾”在近代最鲜活的写照——当一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共同的仇恨”会唤醒最深沉的团结，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抵御外侮的砖瓦。
从《无衣》的战歌到崖山的碧血，从诸侯会盟到全民族抗战，“同仇敌忾”从未只是一个冰冷的成语，它是战火中凝结的热血，是危难时紧握的双手，是一个群体在共同威胁面前，用愤怒与勇气筑起的精神长城。
四、典故告诉我们什么？
“同仇敌忾”穿越三千年历史，至今仍在警示与激励着我们：
1. 团结的力量源于共同的信念：“同仇敌忾”的核心不是仇恨本身，而是仇恨背后的共识——当人们为了守护共同的家园、价值或利益而战，分散的个体便会成为凝聚的整体。就像《无衣》中的士兵，他们的团结不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王于兴师”的共同使命；就像抗战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的并肩不是因为党派，而是因为“民族独立”的共同信念。
2. 愤怒可以是正义的铠甲：“敌忾”的愤怒，并非盲目的暴戾，而是对邪恶与侵略的正当回应。当敌人打破规则、践踏底线时，“同仇敌忾”的愤怒会转化为抗争的勇气——它让弱者不再沉默，让散沙凝聚成堡垒，让正义的一方在道义与力量上都占据主动。
3. 放下分歧才能共渡难关：历史上的“同仇敌忾”，往往诞生于分歧与矛盾之上。秦地的士兵或许来自不同部落，垂陇会盟的诸侯曾是竞争对手，但共同的敌人让他们明白：内耗只会给敌人可乘之机，唯有暂时放下分歧，才能守护更重要的东西。这在今天依然适用，无论是应对自然灾害，还是解决社会难题，“同仇敌忾”的精神都在提醒我们：团结永远比分裂更有力量。
从《诗经》的“与子同仇”到现实中的“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场景，成为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面对共同威胁时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只要正义与信念还在，只要人们愿意为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肩，那么无论敌人多么强大，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同仇敌忾”的力量终将照亮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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