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虎觉得自己快要被逼疯了。
他坐在自己的办公隔间里，对着摊开的笔记本和余文国那本人事档案，感觉像坐在一个逐渐升温的蒸笼里，四面八方都是无形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
笔记本上，“关于余文国同志的现实表现材料”那行标题，像几只嘲讽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桌上那瓶廉价的蓝黑墨水还没盖严实，散发出一股不太好闻的化学气味。
刚才手抖，不小心碰倒了墨水瓶，虽然及时扶起，但还是在稿纸上洇开了一小片，像一块丑陋的蓝色胎记，怎么擦也擦不掉。
他烦躁地把那页纸揉成一团，扔进脚边的废纸篓，纸团撞在铁皮篓壁上，发出轻微的“咚”声。
窗外的蝉鸣变本加厉，“知了——知了——”没完没了，声音尖锐得像是要刺破耳膜。
他猛地站起身，“哐当”一声把窗户推到底，灼热的风瞬间灌进来，带着街对面小吃摊飘来的、混合着油烟和食物馊掉的气味，并没让空气变得好闻，反而更添烦躁。
窗台上那盆无人打理的吊兰，枯黄的叶子耷拉着，在热风里微微颤抖，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他重新坐下，深吸一口污浊的空气，强迫自己拿起笔。
笔杆被他手心的汗浸得有些滑腻。
他决定先从余文国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写起，那时候的他，确实是个肯干事的年轻人。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跟余文国去一个偏远的乡镇核查土地纠纷。
那时候还没配公车，两人是挤长途班车去的，颠簸了三个多小时。
到了地方，为了核实一个地块的边界，余文国愣是冒着夏天的瓢泼大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的田埂上走了好几里路，回来时浑身湿透，像个泥猴，裤腿上还沾着几根狗尾巴草，但他手里那个记录数据的笔记本，却被他用塑料袋包得好好的，一点没湿。
就因为这事，余文国后来还得了面“先进工作者”的锦旗，在局里大会上被表扬过。
林少虎在笔记本上写下：“该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具备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
笔尖悬在纸上，墨水慢慢凝聚成一滴，欲坠不坠。现在写这些，算什么？是为一个可能贪赃枉法的人涂脂抹粉吗？他仿佛能听到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冷笑。
他甩甩头，试图继续。
笔尖刚触到纸面，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另一幅画面：那是去年年底，距离黑川项目招标没多久。
他晚上加班整理文件，路过余文国办公室，门虚掩着，看到余文国正背对着门口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里的兴奋却掩不住：
“……放心吧陈总，流程肯定没问题……吴局那边……嗯，明白，都打点好了……你那辆新买的奥迪A6不错啊，啥时候也带我兜兜风？哈哈……”
当时他没在意，只觉得余文国社会关系广。
现在串联起来想，那个“陈总”，八成就是黑川项目三标段的承包商陈建国！而那辆奥迪A6，余文国后来还真开上了，虽然只开了不到两个月，就说是“朋友借的”，现在想来，恐怕没那么简单！
还有余文国手腕上那块突然多出来的、亮闪闪的欧米茄手表，据说是“香港亲戚送的”；他老婆孙秀莲手指上那个分量不小的金镯子；他家儿子突然转去的那个学费昂贵的私立幼儿园……这些以前被忽略的细节，此刻像无数个碎片，拼凑出一幅让他脊背发凉的画面。
“啪！”林少虎猛地将笔拍在桌上，笔杆弹跳了一下，滚到桌边，差点掉下去。
他双手插进头发里，用力揪着发根，试图用疼痛来驱散心里的混乱和厌恶。
他重新拿起余文国的档案袋，像是要寻找某种支撑或者反驳的证据。
他直接翻到最后一页，抽出那张《关于给予余文国同志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白纸黑字，红头公章，写得清清楚楚：余文国在负责城东片区土地评估期间，接受开发商宴请，并应对方要求，擅自将一块工业用地的评估等级从三级提高到二级，致使国家损失土地出让金十余万元。
处理结果是：全局通报批评，扣发三个月奖金。
这份处分决定，当时在公告栏里贴了足足一个月，全局上下无人不知。
可后来，不知怎的，风声就慢慢过去了。
余文国沉寂了几个月后，反而更受“重用”，被安排负责更重要的黑川项目。
而真正对项目有发言权的原开发公司经理廖启明，却坐上了冷板凳。
现在想来，这背后要是没有吴良友的默许甚至推动，怎么可能？
吴局长现在让他写现实表现材料，却明确指示要忽略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包庇！
是要让他林少虎也跟着一起，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
他想起昨天在法制节目里看到的那个案例，邻县建设局的那个小办事员，因为听从领导指示，出具了虚假的项目验收证明，最后东窗事发，领导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却被以玩忽职守罪和伪证罪判了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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