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山体滑坡的威力也太大了。”
他记得自己明明在回榆林的盘山公路上，那辆二手面包车正播放着《最炫民族风》——这是他特意下载的，为了在崎岖山路上保持清醒。然后就是一阵天旋地转，车子像被巨人捏在手里的玩具，翻滚着坠向黑暗。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现在他躺在干裂的黄土地上，天空是那种未经污染的瓦蓝色，蓝得有些过分，蓝得让人心慌。空气里有股奇怪的味道——不是汽车尾气，不是工业废气，而是……粪土、草木灰和某种难以形容的贫穷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我在哪儿？”他尝试坐起来，浑身像散了架。然后他看到了自己的衣服。那件为了回城述职特意穿上的深蓝色夹克，现在破成了流苏装。裤子膝盖处磨出两个大洞，露出里面——等等，这是什么？明朝风格的粗布衬裤。李健盯着自己腿上那条灰扑扑、粗糙得像砂纸的裤子，脑子开始宕机。
“我这是……摔进哪个古装剧拍摄现场了？”他环顾四周。没有摄像机，没有导演，没有穿着羽绒服玩手机的工作人员。只有望不到头的黄土坡，稀疏得像中年男人头顶的枯草，以及远处几间低矮的、随时可能被风吹走的土坯房。最诡异的是，那条盘山公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最多两米宽的土路，路面上布满深深的车辙印——不是轮胎印，是木头车轮压出来的痕迹。“不好！”李健猛地想起什么，挣扎着爬起来，“我的背包！”
他在周围摸索，终于在五米外的土沟里找到了那个陪伴他三年的军绿色登山包以及种粮。登山背包裂了个口子，但东西基本都在：
扶贫文件袋：里面的报告还在，就是沾满了土
工作笔记三本：记录着王家沟所有数据
智能手机：屏幕碎了，按开机键毫无反应（优雅的黑色板砖）
充电宝：同样阵亡
土豆种子：用密封袋装着，完好无损（感谢现代农业技术）
一包压缩饼干：只剩三块
多功能军刀：还能用
那个LED台灯：居然没坏，但没电就是摆设
一盒创可贴和基本药品
最重要的：一份打印的《明末陕北社会调查报告》——这是他硕士论文的简化版，当初打印出来是为了“在扶贫工作中汲取历史教训”
李健颤抖着翻开那份报告，第一句话就让他血液凝固：
“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大旱，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百姓初食蓬草，继而食树皮，终至人相食……”
他抬头看看天，看看地，看看自己身上的破衣服。一个荒谬的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
“不会吧……”他喃喃自语，“建国后不许成精，但没说不许穿越啊。”
为了验证这个可怕的想法，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找路人。
他沿着土路走了十分钟，终于看到一个人——准确说，是一个蜷缩在路边的身影。那是个中年男人，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灰布衣服，瘦得只剩骨架。他正用一把生锈的小刀，小心翼翼地剥着榆树皮——不是整片剥，是只刮最里面那层可以吃的部分。李健的扶贫经验告诉他：这是饥荒年的吃法。
“大哥，问一下……”他开口，声音干涩。那人抬起头。李健看到了一张被饥饿刻满沟壑的脸，眼睛大得吓人，但眼神空洞。
“今年……是哪一年？”李健问。那人盯着他看了几秒，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崇祯皇爷坐朝的第一年。”
哐当。李健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塌了。
第二，看货币。
他从口袋里摸出钱包——还好在。但里面的东西让他哭笑不得：身份证（李健，汉族，1993年生……在此刻等于“未来产物”）银行卡三张（在此刻等于“精美卡片”）
现金326元（在此刻等于“花不出去的废纸”）超市会员卡、理发店会员卡、奶茶店集点卡（在此刻等于“精神污染”）唯一有用的可能是：一个打火机。
第三，最后的挣扎。
李健找到一个稍高的土坡，登上去眺望。没有电线杆，没有信号塔，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痕迹。只有连绵的黄土丘陵，像巨大的、贫瘠的坟墓。远处有炊烟升起——不是工厂烟囱，是真的、用柴火烧出来的、细弱的炊烟。风吹过，带来远处的声音：不是汽车鸣笛，不是手机铃声，而是——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啜泣，和某种牲畜有气无力的哀鸣。“完了。”李健一屁股坐在地上，“真穿了。”
而且穿到了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间和地点之一：明末的陕北。
李健是陕西人，会说方言。但明末的陕北话和现代还是有区别。他尝试和那个剥树皮的男人交流：
“大哥，这儿是哪个村？”
男人：“王家峁。”（发音像是“王姐猫”）
“离延安府多远？”
男人抬头，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百八十里咧。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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