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的硝烟散去，祁同伟没有多做停留，将公司后续的整顿和战略调整事宜全权交给孙鹏和张诚后，便如期返回北京。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商战与权力交锋，重返体改委略显宁静的研究岗位，他的心境已然不同。
他不再仅仅将这里视为一个“充电站”或暂时的避风港，而是作为一个极佳的战略观察点和人脉连接器。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各项课题研究，发言更具建设性和针对性，但他提交的报告，在保持锐度的同时，也更加注重策略和表述方式，学会了林局所说的“迂回”。
他利用工作之便，系统性地研究了国家关于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导向。他将这些宝贵的信息与自己未来的商业布局相结合，不断修正和清晰自己的战略方向。
他与林局的关系愈发密切。林局欣赏他的才华和悟性，时常与他讨论一些深层次的改革难题，甚至私下里会征求他对一些政策草案的意见。祁同伟谨慎而富有洞见的回答，让林局愈发将他视为可造之材和潜在的未来盟友。
借调期结束前夕，林局特意找他谈了一次话。
“同伟，借调期快到了。怎么样？有没有考虑留在体改委？这里虽然清苦一些，但平台高，影响大，很适合你这种有想法、懂实践的年轻人。”林局的话语带着真诚的挽留。
祁同伟感激地笑了笑：“谢谢林局厚爱。体改委这一年让我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我还是想回最高检。我觉得办案一线更能直面问题，也更能实现我学法的初衷。”
这是他的真心话。经过体改委的熏陶，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法律制度对经济社会的基石作用。他渴望回到那个能直接运用法律武器惩恶扬善的战场，将宏观思考与微观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林局似乎早有预料，惋惜地叹了口气，又表示理解：“也好。年轻人多在基层历练是好事。记住，无论在哪里，保持这份忧患意识和改革精神。以后常联系，体改委永远是你的娘家。”
回到最高检，秦处长亲自欢迎他归队。厅里的同事看他的眼神也多了一丝不同，既有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有一丝对其“背景”的猜测（能去体改委借调又全身而退，本身就不简单）。
祁同伟迅速重新投入到侦查工作中。他很快接手了一起涉及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欺诈发行的特大案件。这一次，他办案的风格更加沉稳老练，不仅注重证据链的完整性，更注重从宏观层面分析犯罪动因和制度漏洞，提出的侦查建议和后续的司法建议都显得更有深度和高度。
他的职位也获得了提升，被正式任命为副处长，成为了厅里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事业稳步上升的同时，他的个人生活也有了些许变化。他在单位附近租了一个稍大一点的公寓，将母亲从老家接来北京小住了一段时间，让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也享享福。母亲看到儿子在北京的事业发展得这么好，既骄傲又安心。
他与陈阳的联系更加频繁。两人虽然相隔两地，但通过电话和信件，交流着彼此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感情在持续的沟通和共同的进步中稳步升温。陈阳研究生即将毕业，面临着就业选择。祁同伟尊重她的所有决定，只是告诉她：“遵循你内心的想法，无论你选择去哪里，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然而，祁同伟内心深处的危机感从未消失。梁家虽然在汉东受了重创（梁公子最终被判刑，梁副省长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任闲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依然存在。他知道，对方绝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他身处的位置越高，接触的案子越深，就越能感受到水面之下的暗流汹涌。经济领域的犯罪越来越专业化、隐蔽化、甚至国际化，背后的保护伞层次也越来越高。每一次办案，都可能触及未知的利益集团。
他需要更强大的力量，不仅仅是职位和资本，还包括信息、盟友，以及关键时刻能定鼎乾坤的“杀手锏”。
一个周末，他约见了同样在北京工作的赵卫国（哲学系那位，考上了中央某政策研究部门的公务员）。在一家僻静的茶馆，祁同伟提出了一个想法。
“卫国，我想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名字可以叫‘经济社会发展与法治创新研究中心’。”祁同伟缓缓说道，“名义上，是汇聚学者、官员、企业家，共同研讨改革中的前沿法律和经济问题，为决策提供参考。实际上，它可以成为一个平台，一个纽带，帮助我们更早地洞察趋势，识别风险，汇聚志同道合者。”
赵卫国听完，沉思良久。他现在的工作让他对高层动态和政策风向非常敏感，立刻明白了祁同伟的深意。
“同伟，你这个想法很大，也很有风险。操作起来必须极其谨慎和专业，否则很容易被人误解甚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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