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悄然滑入新的年份。校园里的梧桐树落了叶，又抽出新芽，周而复始，仿佛一切如常。但在祁同伟身上，变化的痕迹却日益明显。
他不再是那个仅仅埋头苦读的“书呆子”。随着资产的滚雪球式增长（通过老陈的运作，上海的投资仍在持续产生可观利润；汉东本地股权证的价值也在悄然攀升），他的自信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这种自信并非张扬的炫富，而是一种基于实力掌控的沉稳和气定神闲。
他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但不再是因为贫穷，而是一种主动选择。他将绝大部分收益都重新投入了再生产和知识积累。他购买了更多的专业书籍和经济类报刊，甚至托关系订阅了一些内部发行的经济金融参考资料，视野和格局远远超出了同龄人，甚至超过了许多老师。
他与法理学教授的关系愈发密切。两人经常在课后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从法学经典到经济热点，从社会现象到制度改革。教授惊叹于这个学生思想的前瞻性和深度，常常感慨：“同伟啊，你这些见解，哪里像个大一的学生，倒像是在社会上历练了多年的专家！”
祁同伟总是谦逊地笑笑，将原因归结于“看书杂，喜欢瞎想”。但他知道，这是未来二十多年的认知差带来的降维打击。他巧妙地引导着话题，既展示才华，又避免过于惊世骇俗。
他的学术论文《经济转型期法律缺失与金融风险防范》终于在那份省级法学刊物上发表了，虽然只是在一个不起眼的版块，但对于一个大一学生来说，这无疑是爆炸性的成就。系里专门开会表扬了他，他的名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汉东大学政法系树立起了“学术新星”的形象。
陈阳看他的眼神里，欣赏的意味越来越浓。他们之间的交流不再局限于偶尔的点头致意，有时会在图书馆就某个学术问题低声讨论良久。祁同伟依然恪守着界限，但交谈时已能从容不迫，言之有物。他敏锐的思维和独特的视角，常常让陈阳感到惊喜和启发。
“祁同伟，你以后是想做学术研究，还是从事法律实务？”一次讨论间隙，陈阳好奇地问。
祁同伟沉吟片刻，回答道：“或许会尝试一条结合的道路。我觉得法律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书本和法庭上，它应该能更深入地理解并规范经济社会的运行，尤其是金融领域。这里面有太多的空白和挑战。”这是他第一次对外人透露自己模糊的未来规划。
陈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很有想法的规划。金融确实是个深水区，我们国家这方面刚刚起步，太需要既懂法律又懂金融的人才了。”她顿了顿，半开玩笑地说：“看来以后得多向你请教金融知识了，免得成了法盲。”
“互相学习。”祁同伟微微一笑，心中泛起微澜。
然而，他的风头越盛，某些暗处的目光就越是冰冷。
梁璐的嫉妒和不满已经快压抑不住了。她眼睁睁看着这个她曾经视为“囊中之物”的穷小子，不仅没有在她的光环下黯然失色，反而一步步崭露头角，甚至吸引了陈阳的注意！系里的表扬、教授的青睐、发表的论文……这些原本都应该是她或者她圈子里的人享有的荣耀！
她的小动作开始升级。不再仅仅是散布流言蜚语，而是开始利用她在学生会和人际关系中的影响力，给祁同伟设置实质性的障碍。
一年一度的“优秀学生干部”评选，以祁同伟的成绩和发表论文的硬指标，本应很有竞争力。但最终名单公布，却没有他的名字。有知情人偷偷告诉他，评审会上，有人（指向很明显）以“性格孤僻，缺乏集体荣誉感，不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为由，投了反对票。
另一个机会，是系里推荐学生参加省里举办的“青年法学论坛”。祁同伟的论文质量鹤立鸡群，教授极力推荐。但最终名单下来，却是一个成绩远不如他、但非常善于交际、和梁璐关系密切的学生干部。
这些手段并不高明，甚至有些拙劣，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却足够有效。它们像一道道无形的墙，试图阻挡祁同伟上升的路径。
祁同伟感受到了压力。他当然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冰冷的清醒。他深知权力的任性和不公，这在原着中早已体现得淋漓尽致。现在的他，羽翼未丰，正面冲突绝非上策。
他再次选择了隐忍，但这次的隐忍，不再是无奈的退缩，而是战略性的蛰伏。他没有去争辩，没有去投诉，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学习、研究、远程指挥上海的投资、挖掘本地的机会。
但他并非毫无作为。他更加注重与系里几位真正做学问、有风骨的教授维持良好关系。他用自己的学术潜力和真诚，赢得了他们的欣赏和支持，这无形中构筑了一道小小的保护伞。
同时，他开始有意识地留意和收集梁璐及其圈子的信息。他们平时谈论什么？和哪些校外人员来往密切？是否存在一些不合规甚至违纪的行为？他像一个耐心的猎人，默默观察，记录，等待时机。他不需要主动出击，只需要在关键时刻，拥有保护自己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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