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后，教授特意叫住他：“祁同伟同学，你刚才的发言很有见地。看来假期社会实践收获不小？对经济学也有兴趣？”
祁同伟心中一动，恭敬地回答：“教授过奖了。只是偶然看到一些现象，胡思乱想罢了。觉得法学之外，懂点经济，看问题或许能更全面些。”
教授赞赏地点点头：“这个想法很好！法学不是空中楼阁，它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土壤。你有这方面的悟性和兴趣，很难得。我这里有几本跨法学和经济学的入门读物，你可以拿去看看，有什么想法，随时可以来找我讨论。”
教授从公文包里拿出两本略显陈旧却保存完好的书递给他。祁同伟双手接过，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是来自权威的认可和指引，比赚到几万块钱更让他感到振奋。
“谢谢教授！我一定认真研读！”他郑重地说道。
带着书回到宿舍，他如获至宝。当晚，他就在烛光下（虽然买了台灯泡，但他习惯节约）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教授的点拨，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他意识到，未来的道路，或许可以将法学专业与金融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更具竞争力的路子。
财富给了他底气，而知识的深化则给了他方向。
几天后，他去了趟邮局，查询家里的汇款是否收到。果然，家里已经收到了那两千元。不久后，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
信是请村里识字的老会计代笔的，字迹工整，语气却极其沉重和焦虑。
信中先是表达了对收到巨款的震惊和不安，反复询问钱的来历，叮嘱他“在外务必走正道，穷死不能做亏心事”。然后絮絮叨叨地说家里用这笔钱还了部分旧债，给母亲看了老毛病，还剩一些不敢乱花，给他存着娶媳妇。字里行间，没有太多喜悦，反而是浓浓的担忧和一种无法承受巨大“横财”的惶恐。
读着信，祁同伟的眼眶湿润了。他能想象父母面对那笔“巨款”时的手足无措和夜不能寐。他立刻又写了一封长信回去，仔细解释了钱的来源（谎称是参与了一个学校组织的重大科研项目，获得了高额奖金，并帮大公司做了法律咨询，收入合法合规），极力安抚父母，让他们放心用钱，改善生活，并强调自己一切安好，学业优秀，让二老保重身体，勿要牵挂。
他知道，彻底的改变需要时间，需要他一步步用事实去证明。
处理完家事，他的心思回到了资金的规划上。三万多元，躺在存折里是极大的浪费。他需要让钱生钱。
上海股市的机会远未结束，第二次摇号只是开始，后面还有波澜壮阔的行情。但他不能长期滞留上海，学业是关键。他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远程关注甚至操作的方式。
他想到了老陈。
他再次给老陈写了一封信（当时长途电话极其昂贵且不便），在信中，他首先再次感谢了老陈的帮助，然后委婉地提出，是否可以在下次摇号前，提前将一部分资金汇给老陈，委托他代为购买中签的认购证或者股票？并承诺支付一定的佣金。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跨地域的信任和操作都存在风险。但他相信老陈的为人和能力。
同时，他也没有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上海。他开始有意识地浏览汉东省城的报纸，留意本地的经济动态和金融信息。既然异地兑付国库券存在政策障碍，那么本地是否也有类似的金融机遇？
果然，他发现汉东省也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有几家本地企业也在酝酿发行股票或股权证。虽然规模和影响力无法与上海相比，但或许也存在套利空间？他决定密切关注。
此外，他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从中取出五千元，单独开了一个定期存折，存期一年。这笔钱，他称之为“战略备用金”，除非遇到千载难逢的机遇或者生死攸关的急事，绝不动用。这是他为自己留下的安全垫和东山再起的资本。
剩下的两万多元，作为活跃资金，准备随时投入下一次“战斗”。
做好这一切规划，他才真正松了一口气。财富需要管理，需要规划，否则来得快，去得也快。
他的生活似乎恢复了之前的节奏：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但在看似不变的表象下，内核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不再为生计发愁，学习的目的更加纯粹和深远。
他依然沉默寡言，但眼神中多了自信和沉稳，腰杆挺得更直。
他依然穿着旧衣，但不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一种对物质刻意的淡然。
他依然避免不必要的社交，但与陈阳的几次偶然相遇，他已能坦然点头致意。
他甚至开始悄悄观察和思考周围的人和事，用一种带着经济分析和法律审视的眼光。比如王海等人谈论家里又买了什么电器，他会下意识地分析其家庭的消费水平和经济来源；听到某些社会新闻，他会思考背后的法律冲突和经济诱因。
一种深刻的蜕变，正在他身上悄然发生。
他知道，上海之行赚取的第一桶金，只是撬动命运的起点。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运用这笔资本，结合自身的知识和努力，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走出一条彻底超越原着悲剧的、金光闪闪的康庄大道。
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磐石般坚实的学业基础之上。
所以，他埋下头，更加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就像一棵疯狂汲取养分的树苗，等待着茁壮成长，枝繁叶茂的那一天。
窗外，秋风渐起，吹黄了树叶，却吹不散他心中那团越烧越旺的火焰。
（第十三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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