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做的尽最大努力搞丝绸、每年让大汉增加一成新铸造五铢钱都是在促进通胀。桑弘羊减小通胀对普通人影响生活的方法是“平准”——即限定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但是这种方式只能让有田的百姓饿不死、绝对不可能遏制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而如果如葛履所言，将通胀引到“单一商品”，按照刘猪崽的尿性，肯定只能是便于让他敛财的东西，老百姓只会更苦。
现在站在我们的立场，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也是让我们加快变现的办法就是把来自安息、犂靬、高附等的尖货都尽快弄去长安，并且让其中大部分不是以易货的方式被交易。这样一来，让钱来西域、货去大汉，就可以削弱大汉的“贸易顺差”带来的通胀。
同时，我们卖的尖货只会面向中产以上阶层，并不会让老百姓买单。至于以胡商名义卖货会被收商税和“算缗”，那我无所谓。因为相比利润，那些钱算不了什么。而且如前所述，只要刘猪崽收“算缗”上瘾，全面“均输”就会推迟，我们的贸易发展空间就能保持住。
我们的判断是：在“告缗”横行的时代，富裕阶层的消费欲望反而会增强，因为他们有朝不保夕的担忧和及时行乐的逃避。
为了让我们的舶来品在长安卖得更好，“二弟”还出了个主意：我们不但要卖新，还要收旧，甚至让跟我们深度合作的大家族做“托儿”，让他们的庶出子弟将“稀罕舶来品”拿出来典卖，然后我们假装“以高于买入价”的价格来收购。在形成气候之后甚至可以搞奢侈品的“假拍卖”以抬高舶来品的关注度和市场价值。当然，拍卖得在“告缗”结束之后搞，不然一进一出演戏花的税费太高。
基于这个思路，后来在长安的坐商体系中，尉屠耆等胡商、郦东泉、郦逸会扮演从西域拿货在长安贩卖的角色；而王赟、蔡伯则会整合家族资源假扮收二手奢侈品的角色；贡宽则整合贡氏和“奉祀君”家族为奢侈品买卖进行“文化造势”，当年在陈留认识的那些与葛谦二哥亲近的擅长琴棋书画者也可以被整合进来。总之一句话：我们要致力于提振长安富裕阶层的消费欲望。
另外，我们开始大力以各种名义出资新建仓库除了是为私盐业务开路其实也是想以基建来对冲通胀，并给百姓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总之我的思路很明确：我要尽量不让我和刘猪崽的这场财富博弈伤及已经很苦的大汉普通百姓，同时将我的部分战果去回馈底层百姓。倒不是我有多少家国情怀、兼爱精神，我单纯就是觉得这是在遵循商业本质来行贾，这样的好处是获得商誉和像朱被那样的墨家拥趸的支持。
当我们意识到汉匈争霸结果将是决定大汉官方西域贸易政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之后，我们就决定要大胆的加强和匈奴的主动联系。
我们通过飒仁焉支的关系、甘季的整合已经和单桓匈奴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并通过铁弗骑兵打通了与西域联系最密切的匈奴日逐王部的对话窗口。
我下一步准备做的事情是让飒仁焉支、甘季、王堡堡等匈奴人将我们的影响力带去我们之前一直未曾涉足的白山以北地区。在这个地区除了零散的游牧部落外，最大的城邦是车师。
日后的车师一直是裹挟在汉匈之间被反复争夺的重要城邦。但这时因为地缘政治关系，这个城邦被匈奴高度控制，匈奴右部在车师境内的常驻部队在四千以上。
在我们以汉军身份来西域时，我们是绕着车师国走的。但是事易时移，我决定以主动接触车师来进一步突破和匈奴的联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掌控“北山线”。
其实标准的“北山线”车师才是起点，而且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出玉门关后直接北上走车师可以避开白龙堆、避开行军艰难的雅丹地貌，只是这条路的补给还没有保障。意识到“北山线”对西域贸易的重要性后不去跟车师打关系也是不行的。
除了车师以及车师背后的匈奴，在“北山线”更重要的交通节点是西域大国乌孙。乌孙控着“北山线”到尉头·疏勒、大宛·康居的两条继续西行的支路，特别是“乌孙·康居道”以地势平缓、补给充分非常适合大规模商队西行。所以继续加强和乌孙的联系也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在确定制定激进外交政策的同时，我也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和大汉官方的实力差距巨大，仅凭上述“小道”不足以改变大汉官商成为西域贸易垄断霸主的势头。唯一稍稍能指望的汉匈争霸我们不可控，且如果汉匈形势恢复到漠南决战前，对我们也绝非好事。
经过几次会议磋商，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任何对外发力都只能减缓大汉官商成为西域贸易霸主的势头，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简单来说就是让大汉以为的垄断尖货不再被他们垄断；同时，我们也能输出更多大汉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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