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具体场景吗？”葛谦道。
我思考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不能把“李敢之死”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于是道：“我就泛指。皇室或顶级权贵依仗地位行不法之事，草菅人命。”
葛谦想了想，道：“如果没有具体场景，容我想想。我想成熟了告诉你。”
在这次讨论之后，我其实一直很想听“神童”葛谦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没有回答我。
在这期间，我和葛谦白天指导阮家的劳动力们施工并闲扯学问，晚上则与葛履一起讨论“管仲学派”学术和葛谦的“忤逆学说”。
大约在三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的话题回到“货殖增长之术”。葛谦告诉我：他认为“货殖增长之术”的那些理论道理其实知道就好，用处不是那么大。因为经过数千年发展，能沉淀下来的商人们早就对那些基本原理烂熟于胸甚至刻进骨髓。但是如同打仗一样，决定商战胜败的从来不是基本原理，而是临场指挥。准确的说是对时机和人性的把握。
葛谦说：现在的商业已经不是光眼光就能赚钱的。比如从淮阳买盐到陈留，一门一户少量的弄不会有麻烦，但是如果我们敢大批量去搞并贩卖获利，很快就会有官吏上门来找麻烦。一旦处理得不好，被转入商籍进入“算缗”行列都有可能。当年他父亲葛至阳去经营颍水的航运，对“货殖增长之术”的各细节把握其实没有问题，但是他遇到了想垄断黄河流域航运的强大资本师氏，无盐氏对他的投资力度又不足够，被大鱼吃小鱼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他觉得现在做生意要选对门槛、选对风口，在竞争到来之前建立技术或者市场壁垒比照搬“货殖增长之术”要重要得多。
另外，葛履觉得要做成功的商人，比这些更加重要的还是对人性的洞悉。他以“陶朱公救子”的故事为例来讲述范蠡为什么能“三散家财”最终还能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
范蠡的次子在楚国杀人被捕。范蠡虽认同“杀人偿命”之理，但秉持“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观念，计划派幼子携千金赴楚，托隐士庄生运作赦免。
范蠡的长子以“家督”（家族责任）为由坚持代行，并以自杀相胁，范蠡的妻子也认为幼子年纪小，不如长子办事牢靠。范蠡被迫改派长子，叮嘱其将千金全交庄生且不得干涉。
庄生虽居贫巷，但以廉洁闻名，受楚王敬重。他收金后假意应承，实计划事后归还。庄生借星象之说劝楚王大赦，楚王遂封府库预备赦令。范蠡的长子从权贵处得知大赦消息，误判庄生未出力，索回千金。庄生羞愤，向楚王揭露“赦免实为陶朱公子贿赂所致”的传言。楚王怒而下令先处决范蠡次子，次日再颁赦令。
救弟失败的范蠡长子运尸归家，范蠡坦言早预见结局，指出长子因早年贫苦养成吝财本性，而幼子生于富贵更懂弃财成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听完这个故事，除了认同葛谦的理论：“在商业活动中，通晓人性比照搬原则更重要”之外，我更加感慨即使智慧如范蠡也改变不了一些事情的遗憾结果，比如次子杀人偿命、比如为了事业献西施给夫差。
于是我向葛谦提问：智慧如范蠡明知计然提醒他“勾践不可共富贵”还要献西施；明知长子去、次子死为何不在长子执拗要去时不劝说清楚或者亲自去操作、试图改变事情结果呢？
葛谦笑道：“为了你信奉的‘道’啊！‘美人计’已定，如果因为与西施产生私情就改变初衷范蠡的诚信在哪里？范蠡认可‘杀人偿命’，所以次子偿命而死他也能接受。如果借着营救次子让长子、幼子和妻子都明白他们的局限，是不是比花钱救活一个杀人犯的意义更大？同时，你要注意，范蠡的‘三散家财’是不是在践行‘取于天下、用于天下’？他做出如此淡薄财富的态度时他的商誉天下还有谁能比拟？”
我不得不感叹葛谦的睿智，但是他和义父、汲黯又完全不是一个路数的。于是我问他：他的思想内核到底是哪一家。
葛谦告诉我：他的内核和我一样是道家，但是他对道的理解杂揉了荀氏儒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和齐法家等稷下学派。在这些派别中，他重点向我推荐了纵横家和兵家，准确的说，他向我推荐的是纵横家的鼻祖兼兵家在战国时代的集大成者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诩，号“玄微子”，因隐居淇县云梦山鬼谷而自称“鬼谷先生”。相传此人在鬼谷开宗授课，门生五百余人，教出了一大批影响战国格局走势的人才，包括：孙膑、庞涓、尉缭子、苏秦、张仪、毛遂等，因此云梦鬼谷也被称为“战国军庠”。
鬼谷子的思想核心被称为“纵横捭阖”，主张通过游说、谋略实现政治目标，他的学说成为搅动战国风云的最强推手，他的弟子成为风云诡谲的战国逐鹿中的主角。在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拉扯中让战国时代充满谋士的智慧；在孙膑、庞涓的恩怨里书写田齐气运的起落与魏武卒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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