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答案有什么用？下次遇到同类型的题还是不会。”
“所以你需要的不是答案，是方法。”
“嗯。”
梅比乌斯从他手里抽走笔——动作很快，快到他没有反应过来。笔在她指间转了一圈，然后笔尖落在草稿纸上，在被他画得乱七八糟的图谱旁边，画了一个新的图谱。她的线条比他干净得多，每一笔都精准、果断、没有犹豫。圆是圆，方是方，箭头是箭头，连标注的数字都写得整整齐齐，像印刷体一样。
“你看，”她的笔尖点在第一个个体的符号上，“第一代1号和2号都正常，但他们的孩子第二代3号患病。这说明什么？”
“说明该病是隐性遗传病。”林墨羽说。
“对。显性遗传病不会出现‘父母正常孩子患病’的情况。所以第一步——确定遗传方式。你已经做了。这一步没问题。你在哪一步卡住的？”
“第三步。推导7号的基因型。”
“你推导7号的基因型之前，应该先推导4号的基因型。”梅比乌斯的笔尖从图谱上移到草稿纸的空白处，写了一个基因型，“你看，4号不患病，但他的父亲是患者，所以他一定是携带者。”
林墨羽看着她写的基因型，看着那个被圈出来的“Aa”，看着那条从4号指向7号的箭头。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不是那种“我懂了”的亮，而是那种“我好像快要懂了”的、带着几分急切和几分紧张的亮。
“4号是携带者，4号的配偶是正常人。他们的孩子7号——患病概率是多少？”
“零。”
“不对。4号的配偶是正常人，但不一定是纯合正常。题干第二段第三行说了，‘该病在人群中发病率约为1/’。这个信息是用来算什么的？”
林墨羽愣了一下。他重新读了一遍题干第二段第三行——那行字他读过很多遍了，但从来没有想过它和这道题有什么关系。他一直以为这个信息是多余的，是用来迷惑考生的，是在考“发病率”的计算题里才会用到的。但现在梅比乌斯提出来了，他忽然意识到——这个信息不是多余的。它是用来算“正常人是携带者的概率”的。
“人群中发病率1/，”他喃喃自语，“所以隐性基因频率是1/100，显性基因频率是99/100。正常人中的携带者概率是——”
“2/101。”梅比乌斯接过他的话，“约等于1.98%。所以7号的患病概率是4号是携带者的概率乘以7号配偶是携带者的概率乘以四分之一——你算一下。”
林墨羽低下头，在草稿纸上飞快地写了一个式子。写完之后，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两秒。
“选C。”他说。
“嗯。会了吗？”
“会了。”
“下一题。”
林墨羽抬起头看着她。梅比乌斯也看着他。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像两条不同温度的河流汇入同一片海——不是碰撞，不是融合，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微妙的、像是在互相确认什么的、带着几分默契的接近。
“你要帮我把整张卷子做完？”他的声音有些干涩。
“不是帮你做完。”梅比乌斯纠正，“是教你做。你自己写。”
“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她的嘴角弯了一下，“‘帮你做完’是作弊，‘教你做’是学习。你需要的不是答案，是方法。我刚才已经教了你方法。现在你试试自己做第18题。”
她把笔还给他。笔杆上还残留着她手指的温度——微微的凉，像是什么东西在阴凉处放了一段时间后留下的、带着淡淡凉意的余温。林墨羽接过笔，握在手里，指尖在那片凉意上停留了一瞬，然后落在卷子上。
他做了不到两分钟，选出了答案。
“对吗？”他问。
梅比乌斯看了一眼。“对。”
“第19题？”
“你自己做。做完了一起问我。”
林墨羽低下头，笔尖落在第19题的第一行。这一次他没有犹豫。不是因为题目变简单了——题目没有变简单，而是他的思路变清晰了。梅比乌斯刚才帮他理清的不只是第17题的解题思路，而是一种更底层的、更本质的、可以用在所有题目上的方法论：不要被题干迷惑，不要被图谱吓倒，不要被“看起来很复杂”的表述带偏。题目再复杂，也是由一个个“简单”构成的。找出简单，拆解复杂，一步一步推，不要跳步。
他做完最后一道题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从他坐下来开始做生物卷子到现在，过去了不到十分钟。不，不是不到十分钟——是不到五分钟。从他坐下来开始做生物卷子到现在，实际上过去了将近五十分钟。但从梅比乌斯开口说话到现在，只过去了不到五分钟。这五分钟里，他做完了整张卷子的选择题和填空题，做完了简答题的前三题，只剩下最后两道论述题。
他放下笔，看着卷子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属于自己的字迹。每一个字都是他写的，每一个答案都是他推的，每一道题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但如果没有梅比乌斯——如果没有她那句“第三代的7号个体不是携带者”，没有她那套“找出简单、拆解复杂”的方法论，没有她每次在他想放弃的时候用那种“你怎么还不懂”的眼神看着他——他可能还在第17题上挣扎，还在咬笔帽，还在画那永远画不对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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