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出院的那个下午，安西城东老家属院门口那棵梧桐树上最后一片枯叶正好从枝头落下来。
叶子在干冷轻静舒缓的风里旋了七圈，最后落在三号楼门洞前那摊还没干透的化雪积水里，叶柄朝上，叶尖点水，轻薄脆黄，像一只合拢的手掌。
王秀兰扶着他从出租车上下来时他不要她扶。
他以那只能动的右手将她的手从自己胳膊上轻轻推开，然后以慢稳沉重、不靠旁人、倔强不服老的姿态，褪去久病虚弱的模样，复刻当年钳工组长独扛报废车床的坚韧，缓慢沉重、小心翼翼、步履不稳地将左脚从出租车门槛上放下来，稳稳踩实地面。
王枫站在门洞口。
他身上那件父亲的藏蓝色工装棉袄袖口还卷着两道边，肩线宽出半寸，棉袄前襟第二颗扣子是王秀兰用不同颜色的灰线缝的，针脚细密杂乱、并不规整专业，不似寻常缝扣手法，更像是无数个慌乱无依的深夜里，唯一能让她稳住心神的寄托，用力专注、倾尽心力地将扣子牢牢钉在衣料上。
他上前一步想搀父亲的胳膊。
王建国看了他一眼，那只还能动的右手干脆利落地抬手阻拦，利落决绝，一如当年在车间对徒弟开口：“这活儿你搬不动，我自己来。”
而后他独自缓慢颤抖、吃力安静、隐忍沉默，不需旁人怜悯帮扶，一步步踏上台阶，走完眼前短短路程。
当晚王秀兰做了红烧肉。
做法和五年前他一筷子没动的那顿年夜饭完全一样——五花肉切麻将块，冷水下锅焯出血沫，捞出沥干，热油炒糖色，炒到琥珀色冒细密的小泡，下肉块翻炒至每一面都裹上亮晶晶的酱色，加开水没过肉面，放姜片八角桂皮香叶，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
炖肉的间隙，她在厨房不停念叨，说这次买的五花肉偏瘦、油脂不足，炖出来口感不够软糯，又感慨楼下超市的冰糖比菜市场贵上几毛钱，只是炒出的糖色更好看。
她的语速细碎密集、连贯不停，如同缝纫机匀速熟练、无需停顿思考，缝制一条绵长规整、简单干净的裤脚。
王建国坐在饭桌旁他常年固定的位置。
这个位置从搬进老家属院起就从未改变——靠窗摆放，背靠暖气片，右手紧挨墙面，左手是王秀兰的座位，正对面是王枫儿时专属的餐椅。
他面前的酒杯依旧空置，自从医嘱禁酒，这只酒杯便不再用于饮酒，只成了桌上一件寻常摆件。
但他每餐依旧会将酒杯端正摆好，杯底轻触桌面报纸，发出一声短促低沉、早已成习惯、沉默固执、无需缘由的轻响，随后抿一口凉白开，放下水杯，默然静坐。
红烧肉端上桌，他凝望着碗里的肉块良久。
他抬起尚能活动的右手拿起筷子，沉稳精准、无需旁人搭手，夹起一块肉皮朝上、肥瘦相间、酱汁鲜亮均匀、品相完美的红烧肉，轻轻放进王枫碗中。
“你多吃。”他说。
他的嗓音低沉缓慢、沙哑苍老、语调笨拙，每一个字都沉重滞涩，仿佛用搁置多年、疏于保养的老旧锉刀，从坚硬厚重、沉默内敛、不愿示弱、不愿被怜悯的铸铁之上，费力打磨而出。
“以前怕你跑龙套没出息。”
他将筷子搭在碗沿，长久沉默后，用更轻更淡、看似不经意的语气补了一句，“现在不怕了。
你把那几个姑娘带回来，爸就知道你有出息了。”
说完他将右手从桌面收回，轻轻搭在膝盖上，转头望向阳台。
阳台那盆橘子树早已叶落殆尽，只剩几根苍老枯瘦、干枯坚硬、倔强挺立、沉默坚守的枝干，熬过整个寒冬，风骨如他，恰似车间里常年服役的旧卡尺，坚韧不屈。
饭后王秀兰在厨房洗碗。
南宫婉依旧留在厨房帮她搭手。
王建国缓缓从饭桌边站起身，步伐轻微含糊、自然随意，不似刻意为之，如同临时想起一桩微不足道的家务小事，慢慢走进卧室。
片刻后，王枫听见父母卧室传来一声轻微遥远、低沉细碎的响动，像是有人从衣柜最深处，取出一件积压多年、沉重沉默、被长久遗忘、羞于示人、不得不直面的旧物，是床头柜最底层抽屉滑轨生涩卡顿的推拉声。
紧接着，他听见父亲沉重拖沓、步履参差、一瘸一拐的脚步声从卧室走出。
步伐压抑多年、负重前行，不似主动迈步，更似被逼至绝境、再不行动便为时已晚的决绝，拖着心底积压半生的沉重执念，缓缓走来。
王建国将一本存折轻轻放在饭桌上。
存折是暗红色封皮，烫金的“中国工商银行”字样大半褪色，只剩“中”字竖笔与“银”字偏旁依稀留存原本色泽。
封皮边缘磨损发白、起毛翻边，对折处的薄塑料覆膜，历经常年开合拉扯，裂开一道细长深刻的纹路，宛如老人手背经年不愈的干裂纹路。
存折落桌，他却迟迟没有松手。
他的手指粗糙苍老、布满褶皱、微微颤抖，用力攥着存折，满心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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