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盯着他的眼神不是恐惧，不是对突然降临的死亡威胁的害怕，是“爸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清楚”。
但他说不清楚。
他的嘴还是歪的，舌头还是僵的，喉咙还是只能发出极含混极模糊极吃力的咕噜声。
他极其用力极其急躁极其执拗地试图将那几个字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挤到满脸涨红挤到额头血管都鼓起来，但最终挤出来的只是一句被中风严重扭曲变形的听不真切的咕噜，像问句，像名字，像叮嘱，像一阵极风极干极枯极破碎的喘息，什么都像，什么都不是。
“我知道。”
王枫说。
他不知道父亲想说什么——可能是“照顾好你妈”，可能是“存折在你床底下”，可能是“你那条深蓝色T恤领口上那块酱渍你妈一直洗不掉你记得别让她再洗了”，又或者只是他这辈子从没当面说过的“儿子我很想你”。
他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但他知道父亲要说的一定是其中一种，或者全部。
所以他以极轻极稳极确定的语气对那只还在颤巍巍攥着他手腕的手说：“我知道。”
在医院急救室外面，王枫坐在长椅上守了一整夜。
长椅是那种深褐色硬木候诊椅，椅面被无数人坐了太多遍，漆面已经磨穿露出下面极旧极滑极亮的原木层。
他旁边放着母亲塞给他的旧布袋，里面是一把保温杯、一双老棉鞋、一包纸巾、一小袋饼干，还有一本相册。
这包东西是120开走之后母亲在客厅与卧室之间极碎极乱极急地来回跑了无数趟胡乱塞进去的，饼干袋口撕开了没吃，保温杯的盖子没拧紧，茶水在布袋底部浸开一小片极淡极浅极不规则的深褐色水渍。
他没有去管。
急救灯灭了之后医生出来说了几句术语，然后说已经溶栓处理暂时稳定了，但需要住院观察，接下来四十八小时是危险期，要看有没有二次出血。
王枫点头，道谢，去窗口交费。
他把父亲那张存折从王秀兰交给他的信封里抽出来，存折户名王建国，余额是他一笔一笔在车间里极沉默极持续极不需要任何人知道地存下来的。
他按照护士要求的金额在窗口点了钱，收费章盖下去时那个红色圆印在存折取款记录最底部极重极深极清晰地压了一个圈，刚好盖住了那最后一笔“上周存五百元”的银行黑色打印字。
第二天上午，王建国从急救室转移到普通病房。
病房三人间，靠窗那床是个摔断了腿的退休教师，靠门那床是前一天刚做完胆结石手术的出租车司机。
王建国的床位在中间，床头柜上放着王秀兰从家里带来的搪瓷杯和一个小塑料袋，袋里是几只极丑极皱极小极干瘪的橘子，个头极不均匀，一看就不是超市买的——是自己家阳台上那盆种了七八年的橘子树今年结的，皮已经起了皱，但拿到医院来时被洗得极其干净，每一只橘子都用旧毛巾擦过。
那是王建国的橘子树，他中风之前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盆橘子，浇水、捉虫、数今年又结了多少个。
王枫在病床边守了一整夜。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心电监护仪极规律极单调极持续地嘀嘀响着，屏幕上三道极细极亮极绿的波形以极其精确极其不急不缓极其不理会任何人的节奏一跳一跳地跳着。
父亲睡着了，呼吸极粗极重极不平稳，每一次呼气都像有人在用极钝极旧极重极不锋利的锉刀从喉咙深处往外挫，每一次吸气都像要将整间病房的空气全部吸进去但只吸到一半又极无力极颓败极不甘心地重新吐出来。
他的左手还不好使，手指蜷在被子外面，针管在满是老年斑与旧茧的青筋突起的手背上刺入一个极细小极圆的针孔，针孔周围有一小圈极淡极青极薄的皮下淤血。
王枫将手轻轻搭在父亲手背上。
他闭上眼睛，以这几天极其微弱极其细如游丝的气感沿着指尖极其缓慢极其吃力地探入父亲的经脉。
这道气感太弱了——弱到他每次向外释放时都要先以自己的丹田全部残余将那粒灰色光点轻轻裹住，然后再从光点边缘极其缓慢极其珍惜极其费力地剥出比发丝更细的极薄极微极脆弱的一丝暖意。
那道暖意从丹田上行至膻中，从膻中沿着右臂经脉极其缓慢极其艰难极其笨拙地往下走——那些经脉在仙界时宽阔如星河，此刻却像是被无数年没有灵气浸润之后干涸萎缩成了极窄极细极密极脆弱极容易堵塞的枯竭河床。
他将那丝暖意极其小心极其缓慢地沿着父亲腕部太渊穴往内关穴方向轻轻推进，感知到了父亲血脉里那些附着在血管内壁的极厚极黏极韧极牢固极不健康的斑块沉积，感知到了血液在变窄的血管腔里以极不正常极高压头极高的流速强行通过时血管壁承受的那种极巨大极持续极无声极沉默的负担，感知到了父亲几十年来在车间里低头车削零件时肩颈的血管被极沉重极重复极不知疲倦的同一姿势长期压迫留下的极深极旧极屈极多的累积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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