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宇，一零年在西安一所艺术类大学读研。学校在本地名气不小，尤其以美术和设计专业着称，可真正让它出名的，不是学术，是那些在网上传了十几年的灵异帖子。开学前我刷过不少，什么半夜琴房有琴声、老教学楼走廊尽头有影子、水房的水龙头自己开，看得我后背发凉，可我没当真——学艺术的嘛，想象力过剩，何况我自己就是学美术的，太清楚一个画面能被渲染成什么样了。
住进宿舍那天是个晴天，阳光从窗户涌进来，把四人间照得亮堂堂的。室友老周、阿杜和小飞，都是正经考上来的研究生，头几天就混熟了。我性格外向，喜欢和人打招呼，整层楼的男生我几乎都认识——起码我以为我都认识。
开学两个多月后，一个下午，我在水房洗一件跨栏背心。水房不大，十几平米，一排锈迹斑斑的水龙头，瓷砖缝里嵌着黑乎乎的霉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漂白水和洗衣粉混在一起的刺鼻味道。我拧干背心正要走，门口进来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质睡衣，踩着蓝色的塑料拖鞋，头发半干，像是刚从澡堂回来。我看了一眼他的脸，很普通，肤色偏白，五官没什么特点，可就是这张脸，我从来没在这层楼里见过。
我顺口问了一句：“兄弟，没瞧见过你啊，你是哪房间的？”
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上扬，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一个公式化的礼貌表情，眼睛里没有笑意。他轻声说：“最后那间。”
最后那间。我当时没走脑子，只觉得整层楼三十几间宿舍，四人间、三人间、两人间混在一起，偶尔漏掉一两个人也正常。我说我住四零五，他点了点头，从我身边过去了。他走路没有声音，塑料拖鞋踩在水泥地上，连“啪嗒啪嗒”的动静都没有，像踩在棉花上。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
自那以后，我开始频繁地在楼道里碰见他。他不穿睡衣的时候，穿深色的卫衣和牛仔裤，永远是深色，灰、黑、藏蓝，没有一件亮色的衣服。他的头发不长不短，总是半干不干的样子。每次碰面他都对我笑一下，我也回一个笑，偶尔说句“吃了吗”“回来了”，就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想过他是谁、住哪间，因为他太正常了，正常到不值得多想。
可他的正常里，总夹着一丝我说不上来的不对劲。比如他走路永远没有声音，比如他笑的时候嘴角的弧度永远一样，比如我从没在水房看见他洗衣服、在走廊看见他晾被子、在食堂看见他吃饭。他像一个人形立牌，被摆在了这层楼的某个角落，定时出现，定点消失。
第一件让我头皮发麻的事，发生在那年深秋。
那天下午我脑子乱，画稿子没灵感，一个人沿着走廊来回走。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坏了好几根，隔一盏亮一盏，光线昏昏暗暗的，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我从窗户看见外面的露天楼梯上站着一个人。
那个楼梯是铁架结构，漆皮剥落，露出锈红色的铁锈，栏杆只有成人膝盖高。他就站在栏杆的最顶端，双脚踩在不到十厘米宽的圆管上，面朝外面，一动不动。四楼。楼下是水泥地，停着几辆自行车，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顶上落了一层灰。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头顶。我不敢喊，怕吓着他。我慢慢靠近窗户，隔着玻璃盯着他。他站得很稳，稳得不正常，身体纹丝不动，像钉在那里的铁人。风从楼间的缝隙灌进来，把他的头发吹起来，他的衣角在风里翻飞，可他的脚像是被焊在了铁管上，连晃都没有晃一下。他就那样站着，面朝着远处的教学楼和操场，像一个在等什么的人。
我站在窗户后面，心跳得咚咚响，犹豫了不知道多久——也许十秒，也许一分钟。我正想着要不要开门去拉他，他忽然回过头来。
是他。那个住在“最后那间”的男生。
他看见了我，嘴角微微往上牵了一下，然后轻飘飘地从栏杆上走了下来。不是跳，不是爬，就像下台阶一样，一步一步，从那个不到十厘米宽的圆管上，稳稳地走回了楼梯平台。他的动作从容得不像话，像是在平地上散步。我打开门冲出去，他已经站在平台上了，两只手插在卫衣口袋里，一脸平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干嘛呢？”我的声音比我想的要大，在空旷的楼梯间里来回撞。
他看着我，还是那个淡得几乎没有温度的笑：“看风景。”
看风景。站在四楼栏杆上看风景。我没有揭穿他，也没有再问。我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注意安全”，转身走了。走回走廊的时候，我的后背在发凉，不是害怕，是说不出的别扭。他看我的那个眼神——嘴角在笑，眼睛没有。那双眼睛是空的，像两口枯井，什么都没有。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他。我想知道他住在哪一间，想弄明白他到底是谁。
没过几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从水房出来，手里端着脸盆，盆里放着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毛巾和一支挤瘪了的牙膏。我跟在他后面，保持五六步的距离。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在我的头顶发出细微的嗡嗡声。他走得不快不慢，脚步轻得像猫，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一点声响都没有。他走过四零七、四零九、四一一，走过走廊中间那道防火门，一直走到走廊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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