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爷爷临终前告诉我，我们家族的男人活不过四十五岁。
“除非，用‘那个墨水’续写家谱。”他枯槁的手指指着祠堂神龛下乌黑的砚台。
“墨不能干，谱不能断，香火才能续。”
我亲眼看见父亲每隔七天，割破手指，滴血研墨，在家谱末尾添上他的名字。
他今年四十四了。
昨夜，砚台里的墨，终于见底了。
父亲红着眼翻遍全家，找不到半点“那种墨水”。
黎明时，他提着刀去了祠堂。
中午，母亲哭着端出一碗浓黑腥黏的新墨。
而家谱上，父亲名字后面的空白，正在慢慢被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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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族的祠堂，在老宅最深处。推开那扇沉重的、蛀了虫眼的木门，一股混合着陈旧木头、灰尘和常年不散的线香味道便扑面而来，像一记沉闷的拳头，砸在胸口。光线永远不足，高高的屋顶隐没在昏暗里，只有几缕天光从瓦缝吝啬地漏下，照亮飞舞的尘埃，和正中央那座黑沉沉的神龛。神龛里层层叠叠的祖宗牌位，像一片片缩小的、沉默的墓碑，在幽暗中泛着暗哑的光。
空气是凝滞的，冷，一种沁入骨头缝的阴冷，和外面夏日的燥热完全隔绝。在这里，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放轻，仿佛怕惊扰了那些排排坐定的先人。
太爷爷走的那年，我十二岁。他是在祠堂里咽的气，躺在那张陪了他几十年的旧藤椅上，身上盖着一床洗得发硬的蓝布棉被。他已经很老很老了，老得像一具蒙着人皮的骨架，皮肤蜡黄透明，贴在骨头上，青紫色的血管蜿蜒凸起。屋里挤满了人，低低的啜泣和压抑的商议声嗡嗡作响，但太爷爷浑浊的眼睛一直半睁着，直到看见我被母亲推到藤椅边。
他的手，枯槁得像秋风里的树枝，却异常有力地攥住了我的手腕。冰凉，粗糙，带着一种行将就木的滞重。他把我拉近，嘴唇嚅动着，呼出的气带着腐朽的味道。
“栓子……”他叫我小名，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记着……咱家的男人……活不过四十五……”
我懵懂地看着他，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活不过四十五？父亲那时候还不到四十，身体壮实得像头牛。
太爷爷的手颤巍巍地抬起，一根手指，费力地、笔直地指向神龛下方。那里，供桌的阴影深处，放着一方砚台。乌黑，沉黯，比寻常砚台大上一圈，看不出材质，像一块吸饱了墨汁又彻底干涸的顽石，边缘被摩挲得油亮。
“除非……”太爷爷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些，里面迸射出一种混合着恐惧、执着和某种诡异光彩的东西，“用‘那个墨水’……续写家谱……”
他的手指用力地点着，仿佛要将那砚台戳穿。
“墨不能干……谱不能断……”他死死盯着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抠出来的，带着血丝，“香火……才能续……”
说完这几个字，他喉咙里发出一连串空洞的嗬嗬声，攥着我的手猛然松开，颓然落下。眼睛还圆睁着，定定地望着祠堂高高的、昏暗的房梁，但里面的光，已经彻底散了。
大人们涌上来，哭声顿时炸开。我被挤到一边，呆呆地站着，手腕上似乎还残留着太爷爷那冰冷僵硬的触感。他的话，像几颗生锈的钉子，硬生生楔进了我十二岁的脑子里。活不过四十五？那个墨水？续写家谱？
我下意识地望向神龛下那方乌黑的砚台。它静静地待在那里，藏在阴影中，像一只沉睡的、不祥的眼睛。
葬礼过后，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但那方砚台和太爷爷的话，成了我心里一个隐秘的疙瘩。我开始观察父亲。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种地，打工，脊梁被生活压得有些弯了，但力气还在。他对祠堂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敬畏，每逢初一十五，必定净手焚香，进去待上好一会儿。而我注意到，每隔一段时间，大概是六七天的样子，他会在夜深人静时，独自一人走进祠堂，掩上门。
有一次，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蹑手蹑脚地溜到祠堂窗根下。祠堂的窗户是那种老旧的花格窗，糊的纸早就破了，露出大小不一的窟窿。我凑近一个稍大的破洞，屏息往里看。
祠堂里只点了一盏小小的油灯，黄豆大的火苗跳动着，将父亲的身影巨大而扭曲地投在墙壁和那些牌位上。他正跪在供桌前，背对着我。供桌上，摊开着一本巨大的、线装的书册，纸张黄脆，边缘磨损——那是我们家的家谱。旁边，赫然便是那方乌黑的砚台。
父亲拿起供桌上的一把小刀，很旧，刀身暗沉。他没有犹豫，左手握住刀刃，在右手食指上干脆地一划。暗红色的血珠立刻冒了出来，在昏黄灯光下显得发黑。
他没有擦拭，而是将流血的手指，直接悬在了那方砚台正中心一个小小的、凹下去的墨池上方。血，一滴，两滴，三滴……缓缓地滴落进去，悄无声息。
接着，他拿起搭在砚台边的一根墨锭。那墨锭也是乌黑的，短小，看起来平平无奇。他用那还在渗血的指头，捏住墨锭，开始就在那砚台中央、混合着他鲜血的凹池里，缓缓地研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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