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十月末的江南，已浸在深秋的湿冷里。通州漕运码头却没有半分萧索，数十艘乌篷漕船挤在河道里，船工们赤着脚在跳板上往来，扛着粮袋的号子声、船老大的吆喝声、岸边商铺的叫卖声混在一起，裹着河面上的水汽，漫得满码头都是。
陈武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袖口藏着一把短刀，目光警惕地扫过人群。按胤璟的吩咐，他今日来码头接“江南漕运的账册”——实则是盯着一艘从苏州来的商船，据说船上有“给六王爷的私货”。
辰时刚过，一艘挂着“张记”旗号的漕船缓缓靠岸。船身比寻常漕船略小，船工们卸货时动作格外小心，不像运粮，倒像藏着什么贵重东西。陈武注意到，一个穿着青布长衫、戴瓜皮帽的中年男人混在船工里，频频往码头西侧的茶寮张望——那是他们约定的接头地点。
陈武不动声色地跟过去，在茶寮角落坐下，点了一壶劣质的茉莉花茶。中年男人也跟着进来，选了邻桌，低声道：“六王爷的人？”
“是。”陈武端起茶杯，挡住脸。
男人迅速从袖袋里摸出一个三寸长的竹筒，塞进陈武手里：“张伯行大人的幕僚托我带来的，说务必亲手交给六王爷。”说完，他没多停留，付了茶钱就匆匆离开，混进码头的人流里不见了。
陈武握紧竹筒，指尖能摸到里面卷着的硬物。他没立刻打开，而是按原路返回贝勒府，一路上避开行人，确认没人跟踪，才推开胤璟书房的门。
胤璟正坐在书案后看江南盐税的账册，案上摊着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着“两淮盐场”“苏松盐税”的数字。见陈武进来，他放下笔，目光落在那只竹筒上：“带来了？”
“是，王爷。”陈武递过竹筒，“从苏州来的‘张记’漕船，递信的是个幕僚打扮的人，没敢多说话。”
胤璟拿起竹筒，拧开盖子，倒出一卷用油纸包着的信纸。油纸防潮，纸上还带着淡淡的油墨香，显然是刚写不久。他展开信纸，只见上面的字迹娟秀却有力，写着：
“六王爷钧鉴：
自宗亲宴后，八爷常念王爷之才，谓‘大清财税，非王爷不能善理’。今江南盐税年入百万两，实乃国之命脉，然现掌者多庸碌，致盐引混乱，税银流失。八爷有意扶王爷共掌朝政，待大事底定，江南盐税可全交王爷调度，任其改革，无有掣肘。
张伯行大人感王爷清正，愿先备二十万两白银，作为‘投名之资’，暂存苏州盐商处，待王爷示意，便即刻奉上。望王爷明察时势，与八爷同心，共扶大清社稷，他日富贵，必与王爷共享。
苏州幕僚 谨上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廿日”
信不长，却字字戳心。江南盐税是大清的“钱袋子”，年入百万两，占全国盐税的三成，张伯行作为江南巡抚，竟愿将这命脉拱手让给胤璟，还奉上二十万两投名状——这哪里是拉拢，分明是胤禩在地方布下的棋子，要借盐税之力，撬动朝堂。
胤璟捏着信纸，指节微微发白。之前马尔泰的口头许诺、鄂尔多的兵权手令、廉亲王府里的逼宫言论，都还局限在京城；如今张伯行的信一到，便把这张谋逆的网，从京畿拉到了江南——胤禩不仅染指京城兵权，还串联了地方督抚，手里握着盐税这等重器，其野心远比他想的更大。
“陈武，”胤璟的声音沉了几分，“去查‘张记’漕船的底细，还有那个递信的幕僚——他是谁，在张伯行府里担任何职，这次来京城除了递信，还见了谁。另外，查漕运司的登记簿，确认这艘船是不是从苏州张伯行的辖地出发的，船上除了‘私货’，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是！”陈武领命，转身就要走。
“等等，”胤璟叫住他，“再去码头找几个可靠的脚夫，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那个递信的幕僚，他在船上待了多久，跟哪些人接触过。务必查得仔细，一点都不能漏。”
陈武应声而去。胤璟重新拿起信纸，对着烛火细看——信纸是苏州产的“桃花笺”，墨迹是徽墨，都是江南的特产，绝非京城能轻易弄到。信末的日期是十月廿日，从苏州到通州，漕船最快也要七八天，时间刚好对得上，看来信是真的。
傍晚时分，陈武回来了，手里捧着一叠查来的资料：“王爷，都查清楚了。‘张记’漕船是江南巡抚张伯行的私船，平时用来运送官粮，这次却只装了少量茶叶，特意绕了近路来京城。递信的幕僚叫李默，是张伯行的贴身幕僚，管着盐税的账目。他这次来京城，除了递信，还去了廉亲王府，跟胤禩的长史见了一面，然后就匆匆回船了。漕运司的登记簿上，明确写着这艘船‘从苏州府出发，奉旨押送茶叶赴京’，但实际上，茶叶只是幌子。”
胤璟接过登记簿副本，上面果然有漕运司的印章，船主姓名、出发日期、货物清单都写得清清楚楚，只是“茶叶”二字旁边，用小字注了“少量”，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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