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家俱乐部
俱乐部的橡木镶板大厅里，水晶吊灯洒下温暖的光晕，空气中混合着雪茄烟雾、皮革和威士忌的气息。二十几位瑞典最有权势的人物围坐在长桌旁——银行家、工业家、船主、政治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种既满足又不安的复杂表情。
“先生们，”瑞典央行行长埃里克·瓦伦贝里站起身，银发在灯光下微微闪光，“让我们看看过去一年的数字。”
他身后的幕布拉开，露出巨大的图表。第一条曲线从1914年8月开始平缓上升，然后在1915年初陡峭爬升，到1916年底几乎垂直上升。
“这是我国的外汇储备，”瓦伦贝里用细长的教鞭指着那条红线，“1914年8月：3.2亿克朗。今天：14.7亿克朗。增长了近五倍。”
大厅里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叹声。每个人都知道战争带来了繁荣，但如此具体的数字仍然令人震撼。
“再看这个，”瓦伦贝里指向另一条蓝线，“工业生产总值。1914年：基准100。1916年底：187。几乎翻了一番。”
教鞭移到第三条绿线：“钢铁产量。1914年：每年50万吨。1916年：110万吨。预计今年将达到130万吨。”
“失业率，”他指向最后的黄线，“1914年8月：8.7%。今天：0.9%。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劳动力短缺。”
瓦伦贝里放下教鞭，环视众人：“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现实。当欧洲在战火中燃烧时，瑞典——我们的瑞典——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但繁荣的代价呢？这句话悬在空气中，无人说出，却人人都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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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挪威奥斯陆，船东协会总部
哈康·斯韦尔船长放下手中的报表，摘下眼镜，揉了揉疲惫的眼睛。他名下的船队从1914年的8艘货轮扩展到现在的23艘，总吨位从4万吨增加到12万吨。每艘船都在满负荷运转，运费比战前涨了六倍。
但他损失了3艘船——两艘被德国潜艇击沉，一艘被英国海军扣押。87名船员丧生，其中包括他最小的儿子奥拉夫，年仅21岁，在“北方之星”号上当三副，船在北海被U艇的鱼雷击中。
“汉森，”他对助理说，“给奥拉夫的母亲再汇500克朗。还有，给所有遇难船员家属的抚恤金增加20%。”
“是，船长。但协会其他成员可能不会跟进……”
“那就从我个人的账户出，”斯韦尔打断他，“我们不能一边数着沾血的钱，一边假装自己是无辜的商人。”
助理沉默地点头，退出了办公室。
斯韦尔走到窗前，俯瞰奥斯陆港。港口里停满了等待装卸的船只，起重机的吊臂像钢铁森林般耸立。远处，新的船坞正在建设中，焊花的闪光在暮色中明明灭灭。
这就是挪威的战争繁荣：船队扩张三倍，航运收入增长八倍，造船业订单排到1919年。但每一克朗的利润背后，都有沉船、死亡和道德困境。
他想起上周与德国商务代表的会面。那个彬彬有礼的柏林人，用无可挑剔的挪威语提出：“斯韦尔船长，德国愿意以黄金支付运费，价格是英国的两倍。您只需要……调整一下航行文件，证明货物是运往中立国的。”
“然后让我的船员冒被英国军舰击沉的风险？”斯韦尔当时反问。
“风险与回报成正比，”德国人微笑着说，“而且，德国海军可以提供……保护。”
保护。斯韦尔冷笑。11月挪威海那场屠杀后，谁还敢相信德国的“保护”？英国分舰队的残骸还在北极的海底，几百名水兵的尸体还在冰冷的海水中漂浮。
但他也拒绝了英国人。英国海军部的要求同样苛刻：挪威船只必须接受检查，必须绕行更长的航线，必须优先运输英国指定的货物。
中立？斯韦尔想，在这场战争中，中立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无论你选择哪一边，或者试图站在中间，都会沾上鲜血。
电话铃响了。是他最大的客户，德国克虏伯公司的代表。
“斯韦尔船长，关于下一批特种钢材的运输……”
谈话开始了。生意继续。繁荣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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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丹麦哥本哈根，农业合作社
克里斯蒂安·尼尔森站在自家农场的谷仓前，看着满载小麦和奶制品的卡车驶向港口。三年前，他的农场勉强维持；今天，他拥有周围四家农场，雇用了二十个工人，新建了现代化的牛奶加工厂。
“尼尔森先生！”他的德国采购代表施密特从汽车里钻出来，手里拿着厚厚的订单，“柏林又追加了500吨黄油和2000吨猪肉的订单！价格比上周再涨15%！”
尼尔森接过订单，手指抚过那些数字。巨额利润，但他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不安。
“施密特先生，我的邻居们已经开始抱怨了。我们出口这么多食品，丹麦国内的价格在飞涨。穷人买不起面包和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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