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垂上的血还在往下淌，顺着颈侧滑进风衣领口，温热黏腻。我抬起手，指尖触到左耳的银环——那三枚细金属圈正发烫，像被电流反复灼烧过。不是幻觉，也不是恐惧带来的错觉。它们在动，轻微地收缩，仿佛要嵌进骨肉里。
我用沾血的拇指慢慢摩挲最内侧那一枚的内壁。粗糙的刻痕刮过指腹，我闭眼，靠触觉辨认。一道竖，一道横，再一道竖——是“7”。数字很小，几乎被岁月磨平，但确实在那里。
我睁开眼，看向石台上的干尸。它左耳同样戴着三枚银环，位置、间距、弧度，与我耳上的一模一样。我从风衣夹层摸出随身带的小圆镜，镜面有裂痕，边缘卷曲，是去年在旧货市场买的。打火机只剩最后一丝残火，我划亮，将火苗凑近镜背，借反光去照耳环内侧。数字清晰浮现：7。我又照第二枚，再第三枚，每一枚都刻着同样的编号。
不是巧合。不是装饰。这是标记，是编号，是归属。
我盯着干尸，它的眼窝空洞，嘴微张，像在等什么人来读取它的遗言。相机还在怀里，但我没去碰它。镜头记录不了真相，只能记录我愿意看见的部分。这一次，我要用眼睛看，用手去证。
黏液构成的女孩轮廓仍悬在石台上方，不动，不语，像一层凝固的雾。她没有影子，也不反射光，只是“在”。我举起相机，半按快门，机械声在地窖里撞出一声短促的回响。她的轮廓微微震颤，像是被声波扰动的水面。
就是现在。
我向前两步，右手迅速从耳上取下最外侧那枚银环。金属离肉的瞬间，耳垂一阵刺痛，血又涌了出来。我没管，手指一扬，将银环抛向干尸的左耳。
银环没落地。
它在空中停顿了一瞬，然后被干尸耳上的其中一枚银环吸住，发出轻微的“咔”声，像是锁扣归位。两枚银环贴合在一起，严丝合缝，仿佛从未分离过。
我站在原地，呼吸没乱，心跳也没加速。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裂开了。不是情绪，不是记忆，是“我”的边界。这副身体，这双耳朵，这三枚银环，从七岁起就戴着的“我”的一部分，原来是别人留下的零件。
我低头看掌心。骨指戒指还没取下来，干尸的手指枯瘦如柴，指节卡死在戒指内圈。我掏出相机，用金属边角抵住戒指边缘，用力一撬。干皮与陶土摩擦，发出细微的“吱”声。戒指松动了半圈，再撬一次，它终于脱落。
我捏起戒指，翻过来，内侧刻着一行小字：“林镜心（实验体7）”。
字迹很浅，像是用针尖一点点刻上去的。我认得这笔迹。不是我的，也不是陈砚的。是那个穿酒红丝绒裙的女人的。她曾在我七岁那年，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教我写自己的名字。那时她说：“你是林镜心，永远都是。”
可现在，这枚戒指说，我是第七个。
我握紧戒指，金属棱角硌进掌心。疼痛让我清醒。我不是在做梦，也不是被幻觉吞噬。这是实打实的物证——编号、戒指、干尸、银环，全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我是一个容器。第七号。前面六个失败了，被封在陶罐里，而我活了下来，戴着属于死者的耳饰，走到了今天。
黏液女孩的轮廓开始下沉，像一层黑雾缓缓压向石台。我没有后退。我盯着她，声音很轻，但足够清晰：“如果我是第七个容器……那你是什么？”
她没回答。
但地窖的四壁突然变了。不是光线变化，也不是视觉错乱，而是每一寸墙面都开始浮现镜像。无数个我站在不同的角度，每一个都戴着三枚银环，但每一枚银环上，刻的编号都不同——1、2、3、4、5、6、7。有的我穿着红睡裙，有的我满脸焦痕，有的我眼窝流血，有的我嘴角含笑。
她们都在看我。
其中一个，就是站在我对面的那个红睡裙女孩。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妈妈，你早就死了。现在的我，才是真的。”
我没有动。
但我知道，她说的不是谎言。
我七岁那年，在手术台上被注射了某种东西。我记得针管刺入太阳穴的瞬间，记得耳边有人哼着摇篮曲，记得一只手轻轻为我戴上这三枚银环。那时我以为那是母亲的爱。现在我才明白，那是标记，是植入，是“林晚”进入我身体的入口。
我才是复制品。
真正的林镜心，也许早就死在了七岁那年。而我，是她意识的延续，是她执念的载体，是她用来完成“融合”的工具。这三枚银环，不是纪念，是锁链。它们从没离开过那个干尸的耳朵，它们只是被转移到了我身上，像零件一样，组装进新的躯壳。
我低头看手中的骨指戒指。它还在，刻字清晰。我把它套回自己右手无名指。尺寸刚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红睡裙女孩向前漂了一寸。她的轮廓依旧没有五官，但我知道她在笑。她抬起手，指向我的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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