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闹铃还没响，沈清莲就睁开了眼睛。
老旧的居民楼隔音很差，楼上那户人家沉重的脚步声、卫生间哗啦啦的水声，已经透过薄薄的楼板传了下来，像每日准时敲响的、沉闷的晨钟。房间里还残留着夜的昏暗，只有窗帘缝隙里，透进一缕城市苏醒前灰蓝色的天光。
她静静地躺了几秒钟，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早班车声，然后掀开身上洗得发白、却带着淡淡皂角香味的薄被，轻手轻脚地坐了起来。木板床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吱呀”，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她先转头看向房间另一头的那张床。床上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放得一丝不苟，仿佛很久没有人睡过了。那是母亲沈月柔的床。
沈清莲的目光在那空荡荡的床上停留了片刻，眼神里没有什么波澜，只是下意识地伸出手，用手指在床头的日历上轻轻划了一下。又过了一天。母亲这次出海，已经两个多月了。国际邮轮上的服务期长，这次说是要跑远洋航线，归期更是渺茫。桌上那个简陋的塑料笔筒里，插着几张印着豪华邮轮图案的明信片，是母亲偶尔靠岸时寄回来的，内容无非是“一切安好，听老师话，钱在老地方”。沈清莲拿起最上面一张，看了看背面印刷体写的港口名称，又轻轻放了回去。
她起身，赤脚踩在微凉的水泥地上，走到窗边，拉开了那扇有些滞涩的旧窗帘。更多的天光涌进来，照亮了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房间虽小，却异常整洁。水泥地被拖得干干净净，靠墙放着的两个老式木头箱子擦得一尘不染，上面盖着钩花的白色盖布。一张旧书桌，桌面玻璃板下压着几张奖状——“三好学生”、“期末考试第一名”，边角已经有些卷翘发黄。奖状旁边，是一张颜色更黯淡的、边缘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的男女，男人穿着当时流行的中山装，笑容腼腆，女人扎着两条粗辫子，依偎在男人身边，那是她早逝的父亲和年轻时的母亲。关于父亲的记忆，已经模糊得像冬天的呵气，只剩下一些零碎的片段：宽厚的肩膀，烟草的味道，还有那个暴雨天，医院里消毒水刺鼻的气味和母亲崩溃的哭喊。
沈清莲轻轻抚摸着玻璃板下父亲照片中模糊的脸颊，心里默算着，如果父亲还在，今年该是多少岁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她很快收回了手。想这些没用。她走到墙角一个红色的塑料洗脸盆前，盆边搭着一条有些发硬，但很干净的毛巾。暖水瓶里还有昨晚烧的开水，她兑上些凉水，开始洗漱。冰冷的水拍在脸上，驱散了最后一丝睡意。
洗漱完毕，她换上前一天晚上就叠好放在枕边的校服。校服是蓝白相间的运动服款式，洗得次数多了，蓝色有些发白，肘部甚至磨得有些透光，但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污渍。她仔细地把头发梳成利落的马尾辫，用一根最简单的黑色皮筋扎好，露出光洁的额头和纤细的脖颈。
收拾停当，她拿起桌上那个瘪瘪的、边缘磨损严重的旧钱包，打开看了看。里面只剩下几张零碎的纸币，加起来不到二十块钱。这是她这个星期最后的生活费了。母亲上次汇钱回来是一个月前，数额不小，足够她宽裕地过好几个月，但附言依旧简短：“照顾好自己，妈妈忙。” 沈清莲记得，收到钱的那天，她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反而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母亲在邮轮上做服务员，虽然赚得比普通工薪阶层多，但这样大额的汇款，还是让她觉得有些异样。她甩甩头，不愿深想，把钱包塞进书包侧面的袋子里。
书包是那种最普通的双肩帆布包，颜色褪得看不出原本的蓝色，背带接口处已经有些开线，被她用针线密密麻麻地缝好了。她检查了一下里面的书本和文具是否带齐——这是她仅有的、可以完全依靠的东西。
时间还早，不到六点。她通常不会这么早去学校，但今天醒得格外早。肚子有些饿，她走到兼做厨房的狭窄过道里，打开那个单门小冰箱。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半包榨菜，几个鸡蛋，还有一小把蔫了的青菜。她拿出一个鸡蛋，又找出剩下的小半把挂面。
点燃煤气灶，蓝色的火苗“噗”地一声窜起来。她熟练地往小锅里添上水，等着水开。趁着这个工夫，她拿起窗台上那块小小的、边缘破损的镜子照了照。镜子里是一张清秀绝伦的脸，皮肤白皙，鼻梁挺翘，最出彩的是那双眼睛，大而清澈，眼尾微微下垂，带着一种天然的、我见犹怜的纯真感，正是时下最流行的那种“清纯小白花”长相。但若是细看，会发现那眸子里缺少了同龄少女应有的灵动和光彩，过分的平静下，沉淀着与年龄不符的沉寂，像一潭深秋的湖水。
水开了，她下面，打蛋，放调料。一碗清汤挂面很快做好，热气腾腾。她坐在小折叠桌旁，安静地吃着。房间里只有她咀嚼面条的细微声响和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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