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痕》第二卷：星火燎原·第十四章 热土筑梦：传承启新程（第三部分）
1950年深秋的天津站，铁轨旁堆着刚卸下的机床零件木箱，赵铁山踩着满地梧桐叶走向天津第一机床厂，远远就听见车间里传来的敲打声——不是机器运转的规律声响，而是技工们用榔头反复校正零件的闷响。厂长李振华迎上来时，藏青工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赵团长，咱们厂接手了支援西北农具的订单，可这几台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车床，连犁铧的弧度都加工不标准。”
车间里的景象比赵铁山预想的更棘手：三台老式车床的床身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形，技工们大多是从纺织厂转岗过来的，连游标卡尺都用不熟练。当赵铁山拿出东北机床厂的“师徒结对”排班表时，李振华皱起眉：“天津技工底子薄，老技工就三个，怕是带不动二十多个学徒。”赵铁山没说话，拉着众人走到废料堆前，指着一堆报废的机床零件：“东北重建时，我们用坦克履带锻主轴，靠的就是‘拆旧利废+经验复用’，咱们先从基础练起。”
当天下午，天津机床厂的空地上就架起了临时实训台。东北来的老技工王师傅拿着一把犁铧样板，手把手教学徒们测量弧度：“看清楚，这个12度的弯，车床走刀要稳，左手摇手柄的力度不能变。”赵铁山则带着技术骨干改造车床：将变形床身用千斤顶顶起，垫上厚度均匀的钢片校准；把报废齿轮的齿圈拆下来，加工成简易的定位卡盘。石继军从东北寄来的“零件研磨手册”派上了大用场，学徒们照着手册上的刻度标记练习，三天后就有五个学徒能独立加工出合格的犁铧。
支援天津的间隙，赵铁山收到了石继军的电报。电报里附着两张图纸：一张是改进后的播种机设计图，在原有基础上加了可调节行距的装置；另一张是沈阳机床厂新研发的小型铣床草图，标注着“可加工农机配件，适合县镇工厂”。石继军在电报里写道：“王二柱说不同地区的地块宽窄不一样，老播种机没法通用，我们改了结构，还把铣床做小了，方便下乡维修。”
赵铁山拿着图纸给天津的技工们看时，李振华突然拍了大腿：“我们天津郊区也有这个问题！要是能把这种小型铣床造出来，乡镇农机站就能自己修零件了。”赵铁山当即拍板：“东北出技术图纸，天津出加工场地，咱们联合生产！”消息传到沈阳，石继军带着两名学徒连夜赶画零件图，王二柱则发动乡亲们收集废铁，说要“给天津的同志凑点‘家底’”。
1951年春节刚过，第一台联合生产的小型铣床在天津下线。当这台仅半人高的铣床被送到天津郊区农机站时，站长握着赵铁山的手直落泪：“以前农机坏了要拉到市区修，来回得三天，现在当场就能修，春耕误不了！”此时的东北，石继军带着学徒们完成了更重要的突破：将朝鲜前线订单里的炮弹加工技术，转化成了精密齿轮的标准化生产工艺，沈阳机床厂的齿轮合格率从原来的60%提升到了95%。
三月的上海，春风带着黄浦江的湿气吹拂着江南造船厂的船台。赵铁山刚抵达上海，就被造船厂厂长拉到了一台大型龙门刨前：“赵团长，咱们要造运输船支援沿海物资运输，可这刨床的导轨精度不够，船用钢板刨不平，焊接后总漏水。”赵铁山蹲在刨床旁摸了摸导轨，发现是长期使用导致的磨损，他想起东北修复立车时的经验：“用手工刮研的方法修复导轨，精度能达到0.02毫米。”
上海的技工们起初不相信手工能比机器精准，直到东北来的老技工张师傅演示了刮研技巧——手里的刮刀在导轨上反复游走，每刮一下都留下均匀的刀花，刮完后往导轨上涂一层红丹，与滑块贴合后，接触点密密麻麻。“这手艺在东北修立车时练出来的，”张师傅擦了擦汗，“机器靠精度，手艺靠心细，两者结合才管用。”上海的年轻技工们看呆了，纷纷围上来拜师，连造船厂的老工程师都拿着笔记本记录刮研的角度和力度。
船用钢板的难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造船厂需要的高强度螺栓，上海本地钢厂炼的钢材韧性不够，容易断裂。赵铁山立刻给鞍山钢铁厂发去电报，请求调运东北产的合金钢。鞍山钢铁厂的厂长亲自押车，将钢材送到上海时，还带来了两名冶金工程师：“赵团长，我们把炼钢的火候参数也带来了，教上海的同志炼这种钢，以后就不用来回调运了。”
协作的种子在江南大地上生根发芽。上海造船厂的工程师们结合东北的刮研技术，改进了龙门刨的润滑系统，让导轨的磨损速度降低了一半；鞍山的冶金工程师则在上海钢厂的高炉旁，教会了当地工人“双段淬火”工艺。当第一艘国产运输船“沪沈号”下水时，船舷上不仅刻着造船厂工人的名字，还刻着东北技工和冶金工程师的名字，赵铁山站在码头上，看着船帆升起，想起了当年渡江战役时的战船，眼里泛起了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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