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砖瓦与米汤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而残酷的分界线。线的这头，是陈桂香在尘土与高温中透支生命的每一个白昼；线的那头，是招娣在贫瘠与焦虑中勉力支撑的每一个日夜。
陈桂香很快熟悉了砖瓦厂的一切。熟悉了那清晨刺耳的开工哨声，熟悉了工头永远带着不耐烦的吆喝，熟悉了砖坯那湿冷沉重的触感，更熟悉了肩膀上那日复一日、结了痂又被磨破、最终变成厚厚老茧的痛楚。
她的身体在最初的极度痛苦后，似乎找到了一种麻木的节奏。弯腰，卡夹，提起，行走，卸下。动作机械而重复，汗水如同永远不会枯竭的溪流，在她脸上、身上冲刷出泥泘的沟壑。尘土无孔不入，钻进她的头发、鼻孔、耳朵，甚至透过单薄的衣衫，黏在每一个毛孔上。几天下来，她的声音变得沙哑，咳嗽也带上了砖瓦厂特有的尘土味。
她不再去看其他女工，也不再在意旁人的目光。她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那一个个砖夹子上。每搬完一夹，就在心里默默记下一个数字。那数字连接着傍晚结算时工头递过来的毛票，连接着家里可能多出来的一把米、一撮盐。尊严，在这里被碾碎，混入泥土，烧制成砖，变成了最赤裸的生存需求。
偶尔有休息的间隙，她会瘫坐在砖垛的阴影里，看着远处自家村庄模糊的轮廓，想象着招娣此刻在做什么，满仓今天咳嗽有没有好一点，土生是不是又长大了些。这些念头是她坚持下去的唯一慰藉，也是刺穿她麻木心防的利针，带来一阵阵尖锐的酸楚。
工友之间很少交流，大家都被沉重的劳作榨干了所有的气力。偶尔会有心善的年长女工，看她瘦弱，在她踉跄时悄悄扶一把，或者在她被工头刁难时，低声提醒一句。这种在苦难中滋生出的、极其吝啬的善意，让桂香在冰冷中感受到一丝微弱的人气。
有一次，她因为极度疲惫，脚下不稳，连人带砖摔倒在地，砖坯碎了好几块。工头闻声赶来，不由分说就是一顿厉声斥骂，不仅扣掉了那夹子的工钱，还罚了她五分钱。桂香没有争辩，甚至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忍着膝盖和手肘擦伤的疼痛，继续走向砖垛。那一刻，她感觉自己的心，也像那些碎掉的砖坯一样，裂开了细密的纹路。
家中，招娣的“战场”同样毫不轻松。
陈满仓的身体在缓慢地恢复，能够自己坐起来，甚至偶尔能在招娣的搀扶下，走到院子里晒一会儿太阳。但肺部的损伤是永久性的，他依旧咳嗽，不能受凉，不能劳累，情绪也像六月的天气，阴晴不定。
他对桂香去砖瓦厂干活一事，始终耿耿于怀，那种无能为力的耻辱感时常折磨着他。当桂香拖着疲惫的身躯深夜归来时，他有时会沉默以对，有时则会没来由地发一通脾气，指责她不顾家，不管孩子。桂香总是沉默地听着，不辩解，也不回应，只是默默地做着手里的活计。她知道，丈夫的怒火并非针对她，而是针对这令人绝望的现实和他自己无用的身体。
招娣则成了父母之间无声 tension 的缓冲带，也是这个家实际的小管家。她对父亲的脾气已经习以为常，总能在他即将爆发前，巧妙地递上一碗水，或者抱起土生逗弄一下，转移他的注意力。她将家里有限的资源打理得井井有条。那点可怜的粮食，她计算着能吃到什么时候；母亲偶尔带回来的一点钱，她小心翼翼地藏好；挖来的野菜，她分门别类，哪些现吃，哪些可以晒干储存。
她与土生的感情愈发深厚。这个在苦难中降生、几乎拖垮整个家的弟弟，如今成了她灰暗生活中最明亮的色彩。土生开始咿呀学语，第一个清晰喊出的词是“姐”，这让招娣欢喜了整整一天。她会把最好的一点米汤留给弟弟，会用自己的旧衣服给他改做小衣，会在夜晚搂着他，给他讲那些从母亲和王寡妇那里听来的、支离破碎的民间故事。
然而，早熟的重担也压得她喘不过气。她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玩伴，没有游戏。她的世界被灶台、药罐、弟弟和病弱的父亲填满。偶尔，当她看到邻家女孩穿着虽然旧但干净的花衣裳，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时，她的眼神会流露出一种深深的、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渴望，但那渴望只是一闪而过，很快便被更现实的忧虑所取代——家里的米缸又快见底了，父亲的药快吃完了，母亲今天回来好像更累了……
那笔债务，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未真正离开。虽然王德贵给了“夏收之后”的期限，但他并不会让陈家彻底忘记这件事。
一天下午，招娣正抱着土生在院子里晒太阳，陈满仓也坐在门槛上眯着眼。王德贵和那个年轻干事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院门口。他们没有进来，只是站在门外。
王德贵的目光扫过院子里明显清瘦不少的招娣和依旧病恹恹的陈满仓，脸上没什么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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