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李强之后的五十四天，青藤镇并未迎来预想中的安宁。相反，时间仿佛一只在蛛网边缘逡巡的蜘蛛，每一次看似微小的颤动，都牵扯着整个小镇愈发紧绷、脆弱的神经。秋意已深，桐叶黄落，早晚的风里裹挟着从河面与山坳席卷而来的凛冽寒气，轻易便能穿透单薄的衣衫，直抵骨髓。可镇上人心头的重压，却比盛夏的闷热更难驱散。
李强依然被羁押在县看守所，但“青藤镇系列强奸杀人案”的卷宗，在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案头上，并未因嫌疑人的到案而合拢，反而摊得更开，争论也更为激烈。县局技术中队最终出具的鉴定报告，像一把双刃剑，既削去了李强身上部分最尖锐的嫌疑，却又让整起案件陷入了更深的迷雾。那把银色折叠刀缝隙里的微量血迹，经市局更权威的部门复检，最终确凿为家禽（鸡）血液，排除了所有人血的可能性，包括王娟和刘艳。刀刃的微观形态特征，在更高倍率的比对下，也与王娟大腿创口硅橡胶模型提取的刃口特征存在统计学上的显着差异，无法认定为同一把凶器形成。最关键的是，对李强“离岗一小时”的最终核查，竟在邻乡那个唯一的小药店里，找到了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左右的销售记录，登记为“感冒清”和“去痛片”，店员对购买者的模糊描述（中年、微胖、神色匆忙）与李强有六七分吻合。加之李强的母亲确实在那段时间因流感卧床，虽然李强本人拿不出购药小票（声称丢失），药店的记录也因管理粗疏而无法直接指向他个人，但这“可能为真”的不在场证明，如同投入静水的石子，足以在原本看似铁板一块的嫌疑上激起无法忽视的涟漪。
审讯室内，李强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最初的惊惶、语无伦次、苍白辩解，在经过数十次车轮战般的讯问后，渐渐沉淀为一种近乎麻木的沉默，或是反复念叨“我冤枉”、“我真的只是去买了药”、“刀是杀鸡的”、“杂志是别人塞的”这几句车轱辘话。他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看守所灰蓝色的号服穿在他微微发福的身上显得有些空旷。面对张建军或县局预审员更加尖锐、甚至带有策略性施压的提问，他更多的是长时间低头不语，或者用布满血丝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审讯室墙上某一块污渍。他的嫌疑——特别是那无法解释的、潦草补签的考勤记录，与现场精液匹配的A型血，以及他作为门卫可能接触受害者的便利——依然像阴云般笼罩着他，但将他牢牢钉死在凶手位置上的那枚最关键的“钉耙”，却始终未能落下。与此同时，对全镇二八大杠自行车的摸排工作，进展得缓慢而令人沮丧。符合芦苇荡车轮印特征的自行车太多，且大多属于家庭共有财产，使用记录混乱，排查工作如同在沼泽中跋涉，深一脚浅一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却未能找到任何能将李强与那辆幽灵自行车直接联系起来的铁证。
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比明确的恐怖更折磨人。镇上的流言风向再次悄然转变。最初对李强“千刀万剐”的激愤声讨，渐渐被一种狐疑的低语所取代。“要是他干的，咋还关着不判？”“听说证据对不上？”“别是抓错了吧？”这些声音虽然轻微，却像细密的虫蚁，啮咬着原本就脆弱不堪的集体安全感。一种更深层、更无从着力的恐慌开始蔓延：如果李强不是那个“划十字的恶魔”，那么恶魔是谁？他藏在哪里？他是不是正混迹于集市、茶馆、工厂，甚至可能就是某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邻居、同事、远亲？下一个目标会是谁？恐惧失去了具体的靶子，反而变得更加无处不在，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女工下夜班必须由男性家属接送，已成硬性规定；中学取消了晚自习，并要求女生必须结伴而行；天刚擦黑，街道便迅速空荡，家家户户门窗紧闭，拉紧窗帘，仿佛黑夜本身成了需要严加防范的敌人。青藤镇的秋天，在萧瑟的自然景象之外，更添了一层人心凋敝的凄冷。
张建军的压力与日俱增，这压力不仅来自肩章所承载的职责，更来自四面八方具象化的挤压。县局每隔几天便打来催问进展的电话，语气从最初的期望逐渐转为不耐与质疑；受害者家属——刘艳父母日渐灰败绝望的眼神，王娟母亲几次哭晕在派出所门口，李娜的家人刚刚经历丧女之痛，那悲愤与追问几乎要将他灼伤；走在镇上，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些或明或暗投来的目光，里面有期待，有恐惧，更有深深的怀疑——怀疑警方无能，甚至怀疑是否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力量在阻挠破案。而他自己内心，那股不祥的预感如同藤蔓，在每一次审讯僵局、每一条线索中断后便疯狂滋长一分。李强那张逐渐麻木的脸，真的属于一个能精心策划两起（甚至可能是三起）奸杀、并留下挑衅般标记的冷血罪犯吗？还是说，他们费尽力气拖上岸的，只是一条被漩涡卷进来的、无关紧要的鱼，而真正的鲨鱼，仍在深水中悠然巡弋，等待着下一次猎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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