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长歌
我站在晋博村东头的田埂上，俯身捻起一撮黄土。土粒在指缝间轻轻滑落，带着雨后特有的湿润气息，混着麦秸秆腐烂后的微甜，还有阳光晒透的暖。这味道太熟悉了，熟悉到像母亲的怀抱，像童年灶台上飘来的饭香——四十年五前的夏天，我才三岁，穿着开裆裤跟在父亲身后，在刚收割完的麦地里捡遗漏的麦穗。父亲的锄头划开松软的土，惊起几只蚂蚱，我追着跑，摔在麦茬地里，膝盖蹭破了皮，却抱着半把麦穗笑得直不起腰。
如今再踏这片土地，鞋尖仍沾湿泥，身后的足迹却不再是孩童的轻快浅印，而是带着岁月重量的实步。每一步踩下去，都像踩在祖辈的掌纹里：爷爷年轻时扶着犁耙深耕的纹路，藏在土层深处，那时没有农机，牛拉犁走得慢，他弓着背一步一挪，把希望埋进每一寸土；父亲中年时弯腰收割，膝盖压出的浅坑，雨季会积上点水映着云，他总说“麦熟一晌，虎口夺粮”，抢收时天不亮下地，天黑透才回家，饭端到田埂上，筷子一放就拿起镰刀；还有张西西哥，他调试农机时鞋底蹭下的土痕，在播种机旁仍清晰，那年他刚买村里第一台全自动播种机，蹲在地里调了一下午，手指被链条划出血，却笑着说“以后种地再也不用弯腰点籽了”。
这些足迹叠成了土地的年轮。我常想，土地从不是冰冷的泥块，它活着，有记忆——记得谁在它身上流汗、掉泪，记得谁为它熬过夜，记得谁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它。
我曾为这片土地唱过悲歌。十年前的春天，晋博村遭遇大旱。我从江城回村，刚进村口就愣住：往日绿油油的麦田，成了枯黄一片，麦秆细得像麻线，穗子小得捏不住，土地裂开的口子能塞进拳头，风卷着呛人的尘土。村口老井干了，村民要去三里外的河里拉水，桶里的水混着泥沙，沉淀半天才能用。我找到张西西哥时，他正蹲在地里，手里攥着枯麦秆，指节发白：“这地要渴死了，我种了二十年地，没见过这么旱的，种子播下去，出了苗又干死，再播，再死……”
那天下午，我跟着西哥去河里拉水。他的拖拉机载着两个大水桶，在土路上颠簸，车轮陷进坑，我们推了半天，汗浸透衣服贴在背上，风一吹凉得刺骨。路上遇到李爷爷，他背着半袋麦种要去补种。“李叔，这土这么干，种了也白种。”西哥劝他。李爷爷叹着气把麦种往怀里紧了紧：“种上，心里就有个盼头；不种，这地就真荒了。”
后来，村里来了救灾队伍，党和政府派了送水车，还调了抽水机从河里往地里引水。村民们不分昼夜守在水渠旁，有的挖沟，有的扛水管，有的帮着浇地，七十多的王奶奶都提着小桶给麦苗浇水。可即便这样，那年收成还是减产大半。收割时，西哥站在地里，看着收割机里少得可怜的麦粒，眼圈红了：“这地苦，咱农人也苦，可再苦，也不能丢了这地。”
我还为这片土地唱过另一段悲歌，是为西哥。三年前的秋天，我在江城写方案，堂兄的电话突然打来：“西哥没了。”我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前阵子微信聊天，他还说今年小麦收成好，比去年多收两千斤，要给我寄新磨的面粉，说等小伟成家了，就跟我去江城看长江。
我赶回去时，晋博村的天是阴的。西哥家院子搭起灵棚，白色孝布挂在老槐树上，风一吹像招魂的幡。小伟跪在灵前，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得像核桃，看见我就扑过来抓住我胳膊，声音嘶哑：“爱国哥，我爸没了，他再也回不来了！”
我跟着小伟去了西哥的地。地里的玉米还没割完，秸秆在风里晃，像在哭。播种机、收割机停在田埂上，蒙着薄土，再也不会有那个黝黑的身影蹲在旁边调试。王奶奶拄着拐杖站在田埂上，抹着眼泪说：“西娃子心善，去年我家玉米地被水淹了，他带收割机来帮我收，没收一分钱，还帮我把玉米拉回家。”李爷爷蹲在地上抽旱烟，烟杆都在抖：“西娃子还帮我卖过粮食，怕我被贩子坑，陪着我去镇上，一分一厘都算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我在西哥的地里待了很久。风刮过玉米秆，发出“呜呜”的声，像首悲伤的歌。我想起西哥的话：“土地不欺人，你待它一分诚，它还你十分实。”他待土地有多诚？春天天不亮去间苗，手指被麦芒扎得渗血也不在意；夏天顶正午太阳挖水渠，汗水滴进地里瞬间蒸发也不喊累；秋天收玉米，在地里待一整天，饭吃两口就接着干也不抱怨。可这么爱土地的人，怎么就突然走了？
那晚的泪，是为土地的苦、农人的难，为生命在意外面前的脆弱。可我没料到，悲歌还没唱完，恋歌就从土地里长了出来。
西哥走后，村里的老少爷们都主动来帮他家收玉米。男人们开着自家拖拉机，带镰刀、麻袋，天不亮就下地；女人们在家做饭，熬小米粥、烙油饼、炒咸菜，热气腾腾送到田埂上；连孩子们都跟着帮忙，在地里捡玉米棒，跑得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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