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暮色，像一块被汗水浸透的灰色抹布，沉甸甸地压在京城的天空上。
太阳早已躲到了西山后面，却吝啬地不肯带走一丝热量。
空气粘稠得如同化不开的麦芽糖，紧紧包裹着从京城棉纺厂大门里潮水般涌出的人群。
“下班喽——！”
伴随着一声悠长嘶哑的电铃声，巨大的厂区仿佛一头沉睡的钢铁巨兽，在劳作了一整天后，终于吐出了它腹中的数千名工人。
人潮是蓝灰色的。
放眼望去，几乎所有人都穿着
沾着油污或棉絮的统一工装。
他们汇成一股洪流，推着、挤着，涌向工厂大门。
车铃声、说笑声、抱怨天气太热的吆喝声，还有车轮压过砂石路面的“沙沙”声，交织成一曲独属于这个年代的、充满烟火气的交响乐。
贾国友混在这股人潮中，毫不起眼。
他今年三十岁，中等身材，相貌普通，是那种扔进人堆里就再也找不出来的类型。
他跟在几个同车间的工友身后，默默地推着一辆老旧的“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一个打了好几块补丁的军绿色帆布工具包。
“国友，明儿车间那台苏制梳棉机还得你多费心，那老家伙最近老是闹脾气，纺出来的纱都粗了好几圈。”说话的是他们车间的刘组长，一个嗓门洪亮、满脸热情的壮汉。
“放心吧刘哥，我明儿一早就过去瞧瞧，估计是轴承该上油了。”贾国友憨厚地笑了笑，露出一口因为常年抽烟而微微发黄的牙齿。
他的京腔说得地道纯正，带着一股子南城根儿下特有的、略带松垮的韵味。
“那就好，那就好，有你在，咱们车间的机器就没趴下过！”刘组长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又转头跟其他人吹嘘起来，“我跟你们说，别看国友平时不声不响，这手上修机器的活儿，整个棉纺厂，他说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周围的工友们纷纷笑着附和，言语间满是认同。
贾国友只是嘿嘿地笑着，不多言语，一副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技术工人模样。
这便是他的人生。
京城棉纺厂修理工，贾国友。
一个十岁时跟着逃难的父母从关外来到京城，后来父母双亡后在大院里吃着百家饭长大，靠着一股子钻研劲儿学了门修理手艺的普通工人。
他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一个刚满四岁的、虎头虎脑的儿子。
他的人生轨迹，就像厂里纺出的棉纱，清晰、简单，一眼就能望到头。
他喜欢这种生活。
喜欢每天闻着机油和棉絮混合的味道上下班；喜欢听着刘组长的大嗓门和工友们的玩笑话；喜欢在下班后骑着这辆破旧的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大街小巷，回到那个虽然拥挤却充满温暖的家。
这种安稳，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贾国友！”
一个苍老的声音忽然从厂门口的传达室里传了出来，打破了周围的嘈杂。
贾国友停下脚步，循声望去。
只见传达室那小小的窗口里，探出一个瘦削的脑袋。
是门卫老王头，一个在厂里干了快二十年的老员工，因为腿脚不好，才被安排到传达室看大门。
“王大爷，您叫我？”贾国友推着车走了过去。
“有你的电报。”老王头眯着老花眼，从一堆信件里翻出一张薄薄的电报纸。
“电报？”贾国友愣了一下，周围的几个工友也好奇地凑了过来。
在这个年代，电报可不是寻常物件。
一封电报，往往意味着十万火急的大事，不是报丧就是报喜，要么就是出了什么天大的变故。
“谁给我发的电报？”贾国友心里飞速盘算着，他那些所谓的“亲戚”，都是组织上伪造的档案，十几年来从未有过任何联系。
“自己看。”老王头把电报递到窗前，又推过来一个登记本和一支蘸水钢笔，“来，在这儿签个字。”
贾国友接过笔，在登记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心跳得有些快，但握笔的手却稳如磐石，一笔一划，写下的“贾国友”三个字，和他平时在车间领备件时签的字迹一模一样，带着几分工人的质朴，略显笨拙。
签完字，他才伸手去拿那张电报纸。
他的指尖在触碰到那张薄纸的瞬间，感到了一丝冰凉。
他低下头，目光扫过电报。
发件地址：大连，瓦房店县。
他的瞳孔，在别人无法察知的角度，猛地收缩了一下。
瓦房店。
那是在他脑海深处，一个尘封了超过十五年的地名。
那个把他从孤儿院带出来，教他开枪，教他格斗，教他如何像一粒沙子般隐藏在人海里的教官，在他离开训练营时，曾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对他说过：“记住这个地方，当你收到从这里发来的电报时，无论内容是什么，都意味着一件事——你的假期，结束了。”
他的目光继续往下，落在了电报的正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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