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之时，所谓国有六职：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织妇。
在官营手工业为主流的时代，私营手工业者很少，管理起来也很容易。
想要做什么手工业品，直接由官营的工商食官负责。从车轮弓箭到铜锡武器、乃至奢侈玉器玻璃珠水晶杯，都有专门的匠人负责制造。
只是随着这种制度逐渐解体，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在大城市出现了不少的私营手工业者。
适的哥哥就属于典型的私营手工业，不受直接管辖，但还需要缴纳各种赋税。没有授田权，原本也没有从军权，但从几十年前战争规模扩大后，手工业者也需要服军役了。
这对各国的施政者是个很大的考验，旧时代的制度无法照搬，新时代的制度还未完善。管理和税收，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城市城市，有城有市。
城未必是城市，尤其是春秋时代的城市，就是依靠吸走附近周边井田村社上的农产品发展出来的，将社会剩余财富集中于城市。
手工业者的出现，各国的道路建设，货币出现和剩余产品交换，让城市终于从专职的统治城堡变为了真正的城市。
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也出现了。手工业有利可图的时候，大量的人“变业”，从农夫变为了手工业者和商人。
这个问题在五霸之时，就已经出现，所以各国才希望“父子相继、世代从业”。
一方面因为战争需要大量的农夫。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私营手工业者不是很好管理。税收、军赋、军役、劳役，都不如被困在土地上的农夫管起来容易。
管理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需要更多官吏和更高的执政水平，管理授田制农夫则不需要那么高的水平和那么多官吏。
宋国没有那样全面管理的才能，因而对各种手工业者收货币税的同时，又收以实物军赋。
譬如一个制轮的木匠，每年可能需要缴纳一个车轮；一个制皮的皮匠，每年可能需要缴纳一部分甲皮。
这都是为了战争需要，是赋不是税。必要的时候还会征召这些人专门制作。
这不是全面的税赋，只是专业赋，因而也难以促进商品交换的发展。
当年管仲在齐国的政策是对富商贵族征实物赋，譬如手中握着百张债券的必须缴纳一辆马车，这样一来富商贵族不可能自己去做，而是会去买。既增加了军赋，又促进了手工业发展，也可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商品交换。
宋国则完全不同，只是征收专业的实物赋。制轮的木匠不可能去买个车轮交上去、制皮的匠人也不可能买些甲皮交上去。虽然军赋也收上来了，可是手工业的发展被遏制了。
宋公应该也不傻，但齐桓公有权有能力有军队从小贵族富商手中征税调剂；宋公连坐稳位子都要求楚国帮忙，敢从贵族富商手中征税早被人赶走了。
当然齐桓公管仲那么做的后果也是残酷的。田氏施恩大斗小斗吸引农民逃亡不说，官山海和调剂政策也在田氏的封地内根本不实行，借用商人小贵族的力量将齐侯的钱袋子扼死，也得到了小贵族和富商的支持，从而多次政变逐渐夺权，姜齐已完。
指望宋公能改革，那是做梦。
做梦不好，所以还得面对现实，墨子说得问题，那就确实很严重了。
不解决实物赋，就不可能雇佣那些手工业者专门从业做某些事。
攻木之工有七：轮、舆、弓、庐、匠、车、梓。如果是私营手工业者，做木匠磨坊应该都可以胜任，但如果工种太分散，实物赋的缴纳很难完成。
适考虑了一下，问道：“我曾听说，先生做马车是一把好手？”
墨子也没有自谦，笑道：“比做车，虽然年老手僵，可这天下应该没人比我更快了。”
适便道：“那这个事情也不是不能解决的。攻木之工，我们只用那些和制作车有关的工匠。人多分工而作，相互帮忙互相取利，原本可能一个月才能完成的赋，交相得利分工而作，可能十天就能完成。”
“以先生之名、斧矩斤之声，想来聚集商丘附近的车、舆、轮三工，也非难事。人求利，我们建造磨坊百倍之利，分润出去让他们所得比在家中要多，自然可以。”
七匠之中，舆是车厢。车、轮、弓不必说。匠，是建造师；庐，是具体盖房子的；梓，是制作木匠工具的。
车、舆、轮三工就够，剩下的基本都用不上。
适又稍微解释了一下，如今墨家手中有一部分黄金，还有自己的制械作坊。
墨家的制械作坊没人管，也没有人收税。就那么堂而皇之地生产生产各种守城的兵器。昔日守宋有约，宋公不管；大贵族们不愿意招惹；小贵族和官吏惹不起。
制械作坊各种工具齐全，远比那些小手工业者的效率更高，而且墨家也有管理生产的能力，将人集中起来生产正可以提升效率。
墨子考虑了一阵，说道：“他们不是墨者，又该用什么称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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