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松县城，静卧在长白山西麓的褶皱里，被灰扑扑的城墙和连绵的积雪包围。城门处有荷枪实弹的伪军和几个眼神阴鸷的便衣把守，盘查着稀稀拉拉进出的人群。空气里弥漫着煤烟、牲口粪便和冻土的味道，还有一种无形无质、却沉甸甸压在每个人心头的肃杀与惶恐。
黄承彦、青茵和阿海，此刻已是另一番模样。黄承彦粘上了灰白的假须，脸上抹了锅底灰和蜡黄颜料，扮作染了肺痨、投亲无着的老药农，拄着根破木棍，不时压抑地咳嗽。阿海用破布缠头，脸上涂得脏污，棉袄补丁摞补丁，背着个空瘪的褡裢，眼神里带着山民特有的木讷和警惕。青茵则用一条灰扑扑的旧头巾几乎包住了整张脸，只露出一双因伤病而显得格外大却无神的眼睛，身上裹着阿海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带着异味的破旧棉袍，蜷缩在一个简陋的爬犁上，由阿海拉着，扮作哑巴侄女。
他们夹杂在几个挑着山货、神色疲惫的村民后面，慢慢挪向城门。
“站住！干什么的？从哪儿来？”一个镶着金牙的伪军班长斜着眼，用刺刀拨了拨爬犁上盖着的破草席。
黄承彦颤巍巍地上前，用带着浓重关外口音、却又有些气虚的腔调回答：“老总，俺们是松树沟子的，投奔城里他表舅，唉，没想到表舅年前搬走了，寻不着人。丫头又病得厉害，山里头实在没法待了，想来城里讨口饭吃，看看能不能抓点药……”说着，又剧烈咳嗽起来，仿佛要把肺咳出来，还小心翼翼地递上几枚捂得发热的铜板。
金牙班长嫌恶地退后一步，用刺刀挑开草席一角，看到青茵那张惨白瘦削、闭着眼微微发抖的脸，皱了皱眉。旁边一个便衣走过来，目光在三人身上扫视，尤其在黄承彦的“药筐”和阿海的褡裢上多停留了片刻。
“松树沟子？那地方不是让胡子祸害过吗？”便衣冷不丁问。
阿海立刻接口，带着哭腔：“可不咋地！房子都烧了，粮食也抢光了，俺爹娘都没了……就剩俺和叔，带着妹子逃出来……”他演技朴实，带着真实的惊悸后怕，倒让人挑不出错。
便衣又盘问了几句附近的村落、山路，黄承彦和阿海一唱一和，答得虽慢，却没什么破绽。或许是他们看起来实在太落魄，或许是真以为青茵得了什么瘟病怕被传染，又或许那几枚铜板起了点作用，盘查的伪军和便衣最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进去吧进去吧！老实点！别瞎打听！城里晚上宵禁，乱跑抓起来！”
三人如蒙大赦，阿海拉起爬犁，黄承彦佝偻着背，慢慢吞吞地挪进了城门洞。
一进城，压抑感更重了。街道狭窄，积雪被踩得乌黑泥泞。两旁的店铺大多门窗紧闭，即便开着的，也透着一股子萧条。墙上贴着泛黄的“大东亚共荣”宣传画和悬赏“反满抗日分子”的告示，被寒风撕扯得破烂。行人面色麻木，步履匆匆，很少有人大声说话。
他们不敢停留，按照之前打听的模糊方向，往城西最杂乱破败的“鸡毛巷”一带摸去。那里鱼龙混杂，多是大车店、脚行和下等客栈，容易藏身。
最终，他们在一个名叫“悦来”的、门脸歪斜的大车店后巷，找到了一个愿意短期租住的、半地下的小偏房。房东是个眼神闪烁的秃顶老头，收了比市价高两成的“风险钱”，丢给他们一把锈钥匙，便不再多问。
房间阴冷潮湿，只有一铺小炕，一个破桌子，但总算有了四面墙和一个能插上的破木门。阿海立刻出去，用最后一点钱买回一小袋粗粝的高粱米、一小包盐、几个冻萝卜，还有一小捆柴火。黄承彦则升起炕火，屋里慢慢有了一丝暖意。
青茵从爬犁上下来，几乎虚脱。伪装和紧张消耗了她大量精力。她靠在炕沿，小口喝着黄承彦烧开的雪水，感觉左肋的伤处又在隐隐作痛。
“今天先休息，恢复体力，熟悉环境。”黄承彦低声道，“明天开始，分头行动。阿海，你去市集和码头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你‘认识’的山货贩子，听听风声，也留意有没有人私下打听‘山里怪事’或者收特别‘老物件’的。青茵，你和我去药铺。我以卖药和打听药材为名，你跟着，留心药铺里来往的人和谈话。”
第二天上午，略微恢复了精神的三人开始行动。
抚松的市集在城东一块相对开阔的空地上，尽管世道艰难，但为了生计，还是有不少摊贩和赶集的人。货物种类贫乏，多是些冻鱼、山货（蘑菇、木耳、少量皮毛）、粗糙的日用品和自产的粮食蔬菜。叫卖声有气无力，交易也多在低声中进行，人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尤其是偶尔走过的伪警察和便衣。
阿海混在人群中，目光很快锁定了影像中那个卖山货皮毛的摊位。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脸被风雪刻出深深的皱纹，手指粗大皲裂，正埋头整理着几张品相不太好的兔皮。阿海装作挑选的样子靠过去，先是问了问皮子的价钱，又扯了些今年雪大、山货不好打之类的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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