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盛夏，武昌光复的惊雷余波未平，南北对峙的棋局上，悄然落下了一枚超越军事层面的重要棋子。这一日，一队规模不大却旗帜鲜明的车马，高举着大明使节旌节，渡过刚刚解冻的黄河，进入了清廷直隶地界，目的地——北京城。
使节团的首领，乃是时年已六旬有七、须发皆白却精神矍铲的前明礼部右侍郎、今永历朝通政使司通政使 钱谦益。此人早年仕明，文名满天下，后虽一度降清，但终觉愧对故国，于永历政权在广西站稳脚跟后，历经辗转，毅然南归投效。朱一明感其名望与文采，且深知其熟悉北地情势，故不计前嫌，委以重任。此番北上，朱一明授其“宣慰使”职，赐尚方剑（象征性），携国书及厚礼，明面上的使命是“祭扫崇祯先帝陵寝，议迁梓宫”，实则肩负着更为深远的外交与战略意图。
选择钱谦益，朱一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一，钱氏乃江南文坛魁首，在北方汉官士林中仍有不小影响力，由其出面，易与清廷内部汉臣沟通；其二，其早年经历，使其对清廷内部满汉矛盾、各派系倾轧了如指掌，便于见机行事；其三，以“祭陵”为名，占据道德制高点，使清廷难以公然拒绝，且能极大触动北方汉人之心。
使团副使为年富力强的兵部职方司郎中 张煌言，此人忠勇果决，通晓军务，实为使团护卫与情报收集的实际负责人。使团成员中，尚有精于辞令的翰林、通晓律法的刑部主事，以及一队百人规模的精锐护卫，皆是从“幼虎营”中精选的悍卒，明甲亮刃，军容严整，所携“礼物”中，除了江南丝绸、景德瓷器外，更有精心挑选的新式燧发手枪数对、《大明时报》 合订本以及永历新铸银元样品，无声地展示着南方的实力与新气象。
使团甫一入境，便引起了清廷地方官府的高度紧张，快马流星般将消息报入北京。紫禁城内，刚刚经历“武昌之失”震动的清廷高层，闻讯更是惊疑不定。摄政王多尔衮于武英殿紧急召见心腹议事。
“南明此时遣使，意欲何为？”多尔衮面色阴沉，“祭陵？哼，不过是借口！恐是来窥我虚实，摇我人心！”
大学士刚林（满臣）愤然道：“伪使猖狂，当拒之门外，或擒而杀之，以儆效尤！”
但范文程等汉臣则持重奏道：“摄政王明鉴。朱一明遣使祭陵，占尽大义名分。我若拒之，天下汉人必以为我大清惧其势，且不念故主，于收拢人心大为不利。不若准其入京，严加监视，观其动向，再图应对。我可于礼仪规格上压低，挫其锐气，再图窥其虚实。”
多尔衮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范文程之策。他深知，此时若粗暴对待南明使臣，只会让本就因武昌失守而浮动的汉人心更加离心离德。遂下旨：准南明使团入京，但限制其随行人数，指定简陋馆驿安置，派兵严密封锁，无旨不得随意出入，更不许与京官私相往来。同时，密令粘杆处加派得力干员，日夜监视，探听其虚实。
数日后，钱谦益一行抵达北京。昔日大明帝都，如今已是胡风浸染，满街可见剃发易服者，仅从一些残存的牌坊和宫阙轮廓中，方能依稀辨出往日汉家气象。使团被安置在城南一处偏僻的旧会同馆，四周皆有八旗兵丁把守，气氛压抑。
清廷依礼部旧例，派员接待，但态度倨傲冷淡。首次正式会见在礼部衙门进行，主持的仅是礼部一名满侍郎，地位远低于钱谦益本来的官阶，意图羞辱。然而，钱谦益何等人物，早已预料于此。他身着大明官服，手持象笏，举止从容，气度雍容。面对清臣的怠慢，他并不争执官阶高低，而是开门见山，直奔“祭陵”主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言及“君臣大义”、“华夏礼法”，句句绵里藏针，让那满侍郎难以应对，场面反倒尴尬。
此后数日，清廷故意拖延，不安排觐见顺治皇帝，也不提祭陵正事。钱谦益也不急不躁，每日只在馆驿内读书写字，或与副使张煌言等人研讨时局。张煌言则借护卫之便，暗中观察北京城防、物价民心，并通过早年埋下的暗线，秘密收集情报。
使团的存在，本身就如同一块投入死水的巨石。尽管清廷严密封锁消息，但“南朝使者来祭奠先帝”的风声，仍不胫而走，在北京城的汉官士子乃至百姓中悄悄流传。一些心怀故明的旧臣，如龚鼎孳等人，虽不敢明面接触，却也想方设法传递信息，表达暗中支持。这使得清廷更加如坐针毡。
僵持半月后，多尔衮终于在内廷召见了钱谦益，但规格依旧压低，顺治帝并未出面。会谈中，多尔衮态度强硬，斥责南明“僭号”、“扰边”，要求其“去帝号，归顺朝廷”。钱谦益则不卑不亢，从容应对，他先是痛陈清军入关后屠城、圈地、剃发等暴行，言明永历帝乃承继大明正统，吊民伐罪；继而话锋一转，巧妙地将话题引向“议和”的可能性，但前提是清帝“去帝号，称臣纳贡，退出关外”，并抛出一个试探性的提议：“若摄政王愿息兵戈，为民请命，我朝或可许以王爵，世镇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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