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精神病院电话时，沈哲已经“死”了七年。
＞警察说他是畏罪自杀的诈骗犯，家人骂我执迷不悟。
＞只有我守着书房，坚信他清誉未毁。
＞直到我跟踪他情妇找到郊外小屋。
＞窗内那个抱着孩子的男人，正是我苦等的丈夫。
＞他看见我时瞳孔骤缩，怀里的孩子软软喊了声“妈妈”。
＞我笑着举起他当年送的船灯：“生日快乐，礼物是——你自由了。”
＞后来他砸破精神病院隔离窗，血手拍着玻璃嘶喊我的名字。
＞我只是点燃薄荷烟，在烟雾里微笑。
＞爱情本就该这样——想起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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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年夏天，雨水把城市泡得发胀、发霉，空气里一股沉甸甸的铁锈和腐烂植物的腥气时，沈哲回来了。
消息是市郊那家以高墙电网闻名的青山精神病院打来的。电话里的女声平板无波，像一截干枯的树枝，通知我去办理相关手续，确认一个叫“周哲”的病人身份。周哲？我捏着话筒的手指瞬间冷得像冰，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软肉里，带来一丝尖锐的刺痛，才勉强压住喉咙里那声荒谬到极点的冷笑。沈哲，周哲。他连名字都改得如此潦草，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敷衍。
窗外的雨砸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漏水。我放下电话，听筒搁回座机时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哒”，在这过分寂静的书房里，竟显得有点惊心。目光习惯性地落回书桌对面那张空荡荡的深色皮椅——沈哲的椅子。椅背挺直，扶手光滑，七年了，依旧纤尘不染，固执地保持着主人随时会坐下来的姿态。桌面上，他惯用的那支万宝龙钢笔，笔尖永远精确地朝着东南方十五度角摆放。烟灰缸空着，冰冷的玻璃映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光。书柜里，每一本书的书脊都严格对齐，连一丝参差的缝隙都不允许存在。空气里弥漫着旧书页、实木家具特有的微涩气味，还有一丝挥之不去的、凝固般的时间尘埃味。
这间书房，是他消失前最后存在的地方，也是他留给我唯一的、完整的“遗物”。七年来，它成了我的圣殿，我的囚笼，我日复一日供奉着这些冰冷的物件，用近乎病态的秩序感，对抗着外面那个早已将他钉在耻辱柱上的世界。
警察的结论斩钉截铁：沈哲，卷走了公司合伙人高达数千万的款项，留下一堆烂账和无数债主绝望的哀嚎，最终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深夜，从他办公室的窗口一跃而下，尸骨无存。现场只留下几滴模糊的血迹，和一封打印出来的、字迹冰冷的“遗书”。畏罪自杀，板上钉钉。
沈家的人，我的父亲，甚至曾经与我们交好的朋友，都用一种混合着怜悯与厌烦的眼神看我。“晚舟，醒醒吧！他死了！死得透透的！还背了一身洗不掉的臭名！”母亲的眼泪和愤怒的指责几乎要把我淹没，“你守着这空房子，守着这些没用的东西，把自己熬成个活死人，图什么？他值得吗？”
值得吗？我从不回答。我只是沉默地擦拭着书柜的玻璃，调整那支钢笔的角度，拂去皮椅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心底只有一个声音在日夜叫嚣：沈哲不是那样的人。那个会在深夜为我煮一碗热气腾腾阳春面、记得我不吃香菜、笑起来眼角有细碎纹路的男人，那个手指修长、骨节分明，签下过无数商业文件也为我笨拙地系过围裙的男人，绝不会是卷款潜逃的懦夫，更不会用自杀来逃避！他的“死”，他的“污名”，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冰冷的错误，或者一个……我暂时无法看清的漩涡。
这份偏执的坚信，支撑着我度过了两千五百多个日夜，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勒得我喘不过气，却也让我无法坠落。
玄关传来钥匙插进锁孔的轻微声响，然后是门被推开的声音。是母亲。她提着一个保温桶，换鞋时习惯性地朝书房这边瞥了一眼。看到我又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对着那张空椅发呆，她脸上立刻浮起那种熟悉的、混合着心痛与无力的焦躁。
“又坐这儿发愣！”她走进来，把保温桶重重放在书桌一角，发出“咚”的一声，打破了书房死水般的寂静，“骨头汤，趁热喝点。”她的目光扫过桌面，扫过那把空椅子，最后落在我脸上，带着审视。“气色还是这么差！外面下这么大雨，你也不开窗透透气？这屋里一股子霉味！”她说着，就要去推那扇紧闭的窗。
“别动！”我的声音猛地拔高，尖锐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身体几乎是弹起来的，一把按住了母亲伸向窗框的手。动作太急，带倒了桌上一本厚重的硬壳书，“哐当”一声砸在地板上，沉闷的响声在房间里回荡。
母亲的手僵在半空，愕然地看着我，随即眼底涌上更深的无奈和痛苦。“晚舟！”她声音发颤，“你到底还要这样多久？七年了！沈哲他死了！骨头渣子都找不到了！你把自己关在这屋子里，守着这些死物，是在折磨谁？是在惩罚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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