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涵靠在出租屋门板上缓了足足一个小时，胸腔里的狂跳才渐渐平复，可掌心被发卡扎出的细小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渗着的血丝已经凝固成暗红的小点。窗外的灯塔依旧在闪烁，一明一暗地映在地板上，像极了他此刻忽明忽暗的情绪——刚才狂奔时的恐惧还未散尽，一种更沉的空虚却涌了上来，像潮水般漫过紧绷的神经，露出底下藏了三年的、对家的渴望。
他不敢再待在封闭的出租屋，怕自己被幻觉吞噬。抓起挂在门后的黑色外套，他轻手轻脚地拉开门，确认巷口空无一人后，才贴着墙根往外走。青石板路上的海雾还未散尽，沾在鞋底发凉，远处传来渔船归港的汽笛声，混合着渔民的吆喝声，本该是鲜活的人间烟火，落在他耳里却只剩孤独。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漫无目的地走，脚步最终停在了镇口那座老旧的公共电话亭前。
电话亭的玻璃蒙着一层灰，里面的灯坏了，只有顶部的缝隙漏进一点路灯的光。他站在外面犹豫了五分钟，手指反复摩挲着口袋里仅剩的几枚硬币——那是他早上买卫生巾剩下的。三年来，他把父母的电话号码刻在心里，无数个深夜里，指尖在老人机的按键上悬着，却从未敢按下。可今天，在手术前的最后一夜，在被恐惧和孤独逼到绝境的时刻，他太想听到母亲的声音了，哪怕只是一声喂。
他钻进电话亭，玻璃门关上的瞬间，仿佛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刺鼻的消毒水味和霉味混杂在一起，却让他莫名安心了些。他颤抖着投进硬币，指尖在按键上停顿了三次，才按下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电话拨通的提示音“嘟嘟”响起，每一声都像敲在心脏上，他攥着听筒的手青筋凸起，屏住了呼吸，连眼睛都不敢眨。
“喂？”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熟悉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尾音还带着他记忆里的温柔。就是这一个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压抑三年的情绪闸门，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模糊了视线。他张了张嘴，想喊一声“妈”，喉咙却像被堵住一样发不出声音，只有压抑的呜咽声从喉咙里挤出来。
就在母亲要再次开口询问的瞬间，墨涵猛地按下了挂断键。听筒里传来“忙音”的瞬间，他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靠在电话亭冰冷的玻璃上，剧烈地喘息。恐惧像冰冷的海水，瞬间浇灭了刚才的冲动——他差点忘了，李佑铭的技术团队能追踪到任何通话记录，哪怕是公共电话；他更怕自己再听一秒母亲的声音，就会崩溃地说出所有秘密，把父母也拖进这无边的深渊。
他蹲在电话亭里，双手抱着头，眼泪砸在冰冷的地板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三年前被带走的那天，母亲追在车后哭喊的样子、父亲试图阻拦时被打倒的背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他之所以能忍受三年的囚禁，之所以能拼尽全力逃出来，就是为了保护他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脆弱，把他们推向危险的边缘？
不知过了多久，他擦干眼泪，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和一支快没墨的圆珠笔——这是他在奶茶店捡的，本来想用来记订单，却一直没派上用场。借着从玻璃缝隙漏进来的路灯微光，他把纸巾铺在膝盖上，开始写信。笔尖划过纸面，字迹因手的颤抖而歪歪扭扭，墨痕时深时浅，却藏着他所有的思念和痛苦。
“妈，爸，我想你们。”开头的七个字，他写了三次才写完整，眼泪滴在纸面上，晕开了“想”字的笔画。他写高考结束那天，母亲煮的鸡蛋面，面条上卧着的溏心蛋；写父亲带他去买画具，蹲在柜台前和老板砍价的样子；写他偷偷刻在钱包上的“涵”字，是模仿父亲的笔迹。他写自己现在很安全，在一个靠海的小镇，能看到很美的夕阳，却不敢写自己的伪装，不敢写被囚禁的三年，更不敢写肚子里的孩子和明天的手术。
“妈，对不起，我不能回家，不能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他的笔尖顿了顿，眼泪再次涌上来，“我知道你们肯定很担心我，可我不能连累你们。等风声过了，我一定会去找你们，到时候再给你们做最爱吃的糖醋排骨。”他还想写很多，想写陈姐的热包子，想写孩子们喊他“眼镜哥哥”，想写海边的礁石滩，可笔里的墨快用完了，字迹越来越淡，最后只能草草收尾。
他把写好的信叠得整整齐齐，放进外套内兜，像揣着一件稀世珍宝。走出电话亭时，海雾散了些，月亮露出了半张脸，照亮了前方的路。镇口的邮筒就立在不远处，绿色的油漆掉了大半，上面还贴着几张旧海报，风吹过的时候，海报发出“哗啦”的声响。他朝着邮筒走去，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灌了铅。
他站在邮筒前，手里攥着那封信，指尖能感受到纸巾的粗糙。邮筒的投信口黑漆漆的，像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他想起母亲收到信后可能会有的反应：会拿着信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会因为担心而失眠，甚至可能会报警，而这一切，都可能被李佑铭的人察觉。这封信不是慰藉，而是一颗定时炸弹，会把他最想保护的人炸得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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