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渔镇的晨光带着海雾，墨涵揣着“林安”的假证站在“浪花奶茶店”门口时，手心还是沁出了薄汗。店面不大，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珍珠奶茶海报，里面传来搅拌机的嗡鸣声。他深吸一口带着海腥的空气，将帽檐压了压——这是他来望渔镇的第三天，前两日的自由松弛早已被刻在骨子里的警惕取代，他清楚，只有彻底融入这里，才能真正躲过李佑铭的追查。
开门的是个围着粉色围裙的中年女人，脸上带着海边人特有的爽朗笑容：“找工作啊？”墨涵点头，递上假证时指尖微顿，证件上“林安”的名字是他特意选的，安字藏着对安稳的渴望。女人扫了眼证件，又打量他几眼：“看着老实，会做奶茶不？不会也没事，我教你。月薪三千，管两餐，晚上关店晚点，能接受不？”“能。”他声音沙哑地应着，刻意让自己的语气带着几分怯懦，像个初入社会的乡下青年。
女人是店主陈姐，丈夫出海打渔，她守着这家小店供孩子读书。第一天上班，墨涵就把“低调”二字刻进了骨子里。陈姐教他调奶茶时，他学得慢半拍，偶尔打翻糖浆也只是低头道歉，从不主动搭话。休息时他就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盯着窗外的青石板路发呆，有人问他老家在哪，他只含糊说“山里的，出来打工”，再不多言。
下班后天色未暗，他绕到镇西头的老理发店。“师傅，剪最短的平头。”理发师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头，推子在他头上“嗡嗡”作响，碎发落在围布上，露出光洁的额头。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短得贴头皮，眉眼间的精致被粗粝的发型掩盖了大半。走出理发店时，他又在路边摊买了副黑框平光镜，镜腿有些松动，戴在脸上刚好遮住眼角的细纹——这是他精心设计的“伪装”，一个普通到扔进人堆就找不到的打工青年。
此后的日子里，墨涵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脚上是五十块钱买的帆布鞋。他不再戴帽檐，黑框眼镜成了标配，调奶茶时总低着头，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大半张脸。有游客来买奶茶时举着手机拍照，他会立刻转身去收拾操作台，避开镜头——他怕任何一点影像流传出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被李佑铭的人看到的可能。
数字世界是他的禁区。来望渔镇的第五天，他在废品站旁的手机店买了部最古老的老人机，机身泛黄，只能接打电话和发短信，老板送他一块备用电池时还打趣：“现在年轻人都用智能机，你这手机能当古董了。”墨涵笑了笑没说话，付了一百块钱离开。他从不用店里的Wi-Fi，哪怕陈姐说“免费的不用白不用”，他也只说“我这手机用不了”，每天晚上回家就把手机关机，藏在天台的砖缝里——他知道，智能手机的定位和Wi-Fi痕迹，都是能暴露行踪的陷阱。
奶茶店的工作单调却安稳。每天清晨七点到店，先把操作台擦三遍，再煮茶、泡珍珠，陈姐到店时，他已经把一切准备妥当。中午高峰期过后，他会帮陈姐择菜做饭，青椒炒肉、番茄蛋汤，都是最简单的家常菜。陈姐总说他“手脚麻利”，偶尔会多给他装一盒海鱼让他带回去，他每次都道谢，却从不在店里多停留，关店后就立刻回出租屋，从不在街上闲逛。
有次傍晚关店，他刚走到巷口，就看到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举着照片问路人。他的心脏瞬间缩紧，下意识地转身躲进旁边的杂货店，假装挑酱油。直到那两个男人走远，他才扶着货架喘气，手心全是冷汗。后来才知道，是镇上有家海鲜店丢了货，老板雇人来找人。可那次惊吓后，他更谨慎了——他把老人机的铃声调成震动，走路时总习惯回头看，连陈姐提起“A市来的老板”，他都要假装没听见，低头擦杯子。
但平凡的劳动总能带来意外的平静。每天晚上，他会把玻璃杯一个个擦得透亮，灯光照在上面，折射出细碎的光斑。煮茶时盯着沸腾的茶汤，看着水汽袅袅升起，闻着浓郁的茶香，三年来紧绷的神经会渐渐放松。有次陈姐不在，他独自看店，一个小女孩踮着脚要“草莓味的奶茶”，他给她多放了两颗珍珠，小女孩笑着说“谢谢哥哥”，他愣了愣，嘴角不自觉地扬起——这是他逃亡以来，第一次敢在陌生人面前露出笑容。
他的生活像上了发条的钟，精准而规律。早上七点到店，晚上十点关店，回出租屋路上会在便利店买个馒头当夜宵，回家后先去天台看看手机，确认没有未接来电再进屋。房间里依旧简陋，他却在书桌上摆了个从海边捡来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海浪，每次看到都能想起天台的夕阳。他不再写日记，所有的情绪都藏在心底，只有在深夜天台的海风里，才敢摘下眼镜，揉一揉发酸的眼睛。
陈姐偶尔会跟他聊家里的事，说儿子在县城读高中，成绩不好总让人操心。墨涵就当听众，偶尔应一句“孩子大了就懂事了”，从不说自己的事。有次陈姐问他“怎么不找个对象”，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含糊说“先赚钱”——他不敢有任何牵绊，怕自己的身份给别人带来危险，更怕任何一点感情联结，都会成为李佑铭追查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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