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铭出差的周一午后,墨涵坐在书房翻着一本《世界钱币图录》,指尖停留在瑞士法郎的彩页上。书是上周他以“整理古籍时看到相关记载,觉得钱币纹样很精致”为由,让李佑铭找人送来的。阳光透过落地窗落在书页上,将那些印着人物头像的钱币照得泛光,墨涵的目光却没在纹样上停留,而是在心里默数着藏在书桌暗格里的现金——目前只有四张欧元、六张美元,还有些零散的人民币,离他预估的“应急金额”还差不少。
当晚视频时,李佑铭提起邻市峰会的合作伙伴是瑞士人,墨涵适时地露出好奇神色:“之前看图录,瑞士法郎的人像雕刻得很细腻,比我们书房那枚银质书签的纹路还精致。”他刻意顿了顿,补充道,“就是没见过实物,有点可惜。”李佑铭的笑声从屏幕里传来,带着掌控者的得意:“这点小事,等我回去给你带一整套,连绝版的纪念币都给你弄来。”墨涵垂下眼帘,掩去眼底的波澜,轻声说:“谢谢,你不用这么麻烦。”越是客气,越能勾起李佑铭的“给予欲”,这是他三年来摸清的规律。
接下来的两周,墨涵总能“不经意”地提起钱币收藏。李佑铭带客户去日本考察,他就说“日元的樱花水印在阳光下会变色”;李佑铭去香港谈项目,他就翻出图录里的港币彩页,问“紫荆花图案的浮雕真的能摸出来吗”。每次视频,他都会把之前收到的钱币摆在书桌一角,李佑铭看到了,就会更积极地搜罗不同国家的现金,从新加坡元到英镑,渐渐堆满了一个小小的木盒——那是他用废弃的古籍函套改造的,放在书架最底层,混在一堆旧书里,谁也不会在意。
现金积攒到第五周时,墨涵开始筹备证件。他的绘画功底本就扎实,三年来在书房临摹古籍插图,技巧更是精进。深夜一点,别墅里只剩监控的轻微嗡鸣,他关紧卧室门,将衣柜移到监控死角,衣柜门内侧贴满了从网上截图的身份证样图——那些截图藏在《安全工程手册》的隐藏文件夹里,每次查看都用学术论文页面做掩护。他从书房偷拿了几张卡纸,用铅笔勾勒轮廓,再用稀释的国画颜料调配肤色,连证件照的光影角度都反复调整。
最难的是防伪标记。他翻遍书房的化学类书籍,找到用茶水浸泡宣纸能产生类似水印效果的方法,又用针尖在卡纸背面刻出微小的花纹——模仿身份证的芯片图案。每次制作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稍有不慎就全部重来。有次凌晨四点,他不小心打翻了颜料,在床单上洇出一块深色痕迹,吓得心脏骤停,最后用李佑铭送的丝巾盖住,谎称“不小心弄上咖啡”,才蒙混过关。那次之后,他把制作工具藏进挖空的《辞海》里,每次动工前都先检查监控角度,确保万无一失。
体能储备则藏在每日的“习惯”里。清晨六点,他会借着“拉伸筋骨”的名义做平板支撑,额头抵着地板,能清楚听到楼下佣人的脚步声,一旦有动静就立刻换成伸展动作;晚上十点,他关了灯,在黑暗中做俯卧撑,每次做到手臂发抖才停——他需要足够的力气翻越围墙,也需要耐力应对可能的长途跋涉。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特意让张妈每天早餐加一个煮鸡蛋,理由是“最近看书总觉得累,想补补”,李佑铭视频时看到,还夸他“懂得照顾自己了”。
周二清晨五点半,是墨涵雷打不动的“观察时间”。他会站在卧室窗帘后,透过缝隙盯着后院侧门——王妈五点就会把可回收垃圾放在那里,清运车通常在五点四十五分到五点五十分之间抵达。他用铅笔在日记本上画满了表格:周一到周五的清运车是蓝色中型车,司机是个戴鸭舌帽的中年男人,停留时间约三分钟;周六周日是小型车,停留时间缩短到一分半。他还注意到,司机每次都会先下车检查垃圾是否分类,这会耽误二十秒,足够他借着纸箱掩护穿过侧门。
有次清运车迟到了十分钟,墨涵的心悬了整整一个早晨,直到看到蓝色车身出现在巷口,才缓缓舒气。他在日记本上补了一行符号:“特殊天气可能延迟,需预留五分钟缓冲时间”。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在他心里拼成了一张精密的“安全网”,每多一个数据,逃生的成功率就增加一分。
李佑铭对墨涵的“变化”愈发满意。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时刻盯着监控,甚至允许墨涵独自使用书房的打印机——墨涵用它打印过钱币纹样的临摹图,也偷偷打印过身份证的线稿,每次都用废纸覆盖,打印后立刻销毁废纸。有次李佑铭翻看他的临摹本,看到满页的钱币图案,笑着说:“没想到你对这个这么上心,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收藏。”墨涵配合地笑了笑,将临摹本翻到下一页,那里画着一枚小小的蔷薇花——和他领针的纹样一样,却是他用来标记“可信任窗口”的符号。
深秋的一个深夜,墨涵终于完成了证件的最后一步。他用刀片小心地裁下卡纸,将画好的证件放进台灯下烘烤——这样能让颜料更牢固,不易褪色。证件上的照片是他用手机自拍的,背景是书房的白墙,他特意换上了一件从没在李佑铭面前穿过的灰色卫衣,头发剪得比平时短了些(是他趁佣人不注意,用剪刀自己剪的)。灯光下,证件上的人像与他本人有七分相似,却又带着细微的差别,足够应付初步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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