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铭出差的周一午后，墨涵坐在书房翻着一本《世界钱币图录》，指尖停留在瑞士法郎的彩页上。书是上周他以“整理古籍时看到相关记载，觉得钱币纹样很精致”为由，让李佑铭找人送来的。阳光透过落地窗落在书页上，将那些印着人物头像的钱币照得泛光，墨涵的目光却没在纹样上停留，而是在心里默数着藏在书桌暗格里的现金——目前只有四张欧元、六张美元，还有些零散的人民币，离他预估的“应急金额”还差不少。
当晚视频时，李佑铭提起邻市峰会的合作伙伴是瑞士人，墨涵适时地露出好奇神色：“之前看图录，瑞士法郎的人像雕刻得很细腻，比我们书房那枚银质书签的纹路还精致。”他刻意顿了顿，补充道，“就是没见过实物，有点可惜。”李佑铭的笑声从屏幕里传来，带着掌控者的得意：“这点小事，等我回去给你带一整套，连绝版的纪念币都给你弄来。”墨涵垂下眼帘，掩去眼底的波澜，轻声说：“谢谢，你不用这么麻烦。”越是客气，越能勾起李佑铭的“给予欲”，这是他三年来摸清的规律。
接下来的两周，墨涵总能“不经意”地提起钱币收藏。李佑铭带客户去日本考察，他就说“日元的樱花水印在阳光下会变色”；李佑铭去香港谈项目，他就翻出图录里的港币彩页，问“紫荆花图案的浮雕真的能摸出来吗”。每次视频，他都会把之前收到的钱币摆在书桌一角，李佑铭看到了，就会更积极地搜罗不同国家的现金，从新加坡元到英镑，渐渐堆满了一个小小的木盒——那是他用废弃的古籍函套改造的，放在书架最底层，混在一堆旧书里，谁也不会在意。
现金积攒到第五周时，墨涵开始筹备证件。他的绘画功底本就扎实，三年来在书房临摹古籍插图，技巧更是精进。深夜一点，别墅里只剩监控的轻微嗡鸣，他关紧卧室门，将衣柜移到监控死角，衣柜门内侧贴满了从网上截图的身份证样图——那些截图藏在《安全工程手册》的隐藏文件夹里，每次查看都用学术论文页面做掩护。他从书房偷拿了几张卡纸，用铅笔勾勒轮廓，再用稀释的国画颜料调配肤色，连证件照的光影角度都反复调整。
最难的是防伪标记。他翻遍书房的化学类书籍，找到用茶水浸泡宣纸能产生类似水印效果的方法，又用针尖在卡纸背面刻出微小的花纹——模仿身份证的芯片图案。每次制作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稍有不慎就全部重来。有次凌晨四点，他不小心打翻了颜料，在床单上洇出一块深色痕迹，吓得心脏骤停，最后用李佑铭送的丝巾盖住，谎称“不小心弄上咖啡”，才蒙混过关。那次之后，他把制作工具藏进挖空的《辞海》里，每次动工前都先检查监控角度，确保万无一失。
体能储备则藏在每日的“习惯”里。清晨六点，他会借着“拉伸筋骨”的名义做平板支撑，额头抵着地板，能清楚听到楼下佣人的脚步声，一旦有动静就立刻换成伸展动作；晚上十点，他关了灯，在黑暗中做俯卧撑，每次做到手臂发抖才停——他需要足够的力气翻越围墙，也需要耐力应对可能的长途跋涉。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特意让张妈每天早餐加一个煮鸡蛋，理由是“最近看书总觉得累，想补补”，李佑铭视频时看到，还夸他“懂得照顾自己了”。
周二清晨五点半，是墨涵雷打不动的“观察时间”。他会站在卧室窗帘后，透过缝隙盯着后院侧门——王妈五点就会把可回收垃圾放在那里，清运车通常在五点四十五分到五点五十分之间抵达。他用铅笔在日记本上画满了表格：周一到周五的清运车是蓝色中型车，司机是个戴鸭舌帽的中年男人，停留时间约三分钟；周六周日是小型车，停留时间缩短到一分半。他还注意到，司机每次都会先下车检查垃圾是否分类，这会耽误二十秒，足够他借着纸箱掩护穿过侧门。
有次清运车迟到了十分钟，墨涵的心悬了整整一个早晨，直到看到蓝色车身出现在巷口，才缓缓舒气。他在日记本上补了一行符号：“特殊天气可能延迟，需预留五分钟缓冲时间”。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在他心里拼成了一张精密的“安全网”，每多一个数据，逃生的成功率就增加一分。
李佑铭对墨涵的“变化”愈发满意。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时刻盯着监控，甚至允许墨涵独自使用书房的打印机——墨涵用它打印过钱币纹样的临摹图，也偷偷打印过身份证的线稿，每次都用废纸覆盖，打印后立刻销毁废纸。有次李佑铭翻看他的临摹本，看到满页的钱币图案，笑着说：“没想到你对这个这么上心，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收藏。”墨涵配合地笑了笑，将临摹本翻到下一页，那里画着一枚小小的蔷薇花——和他领针的纹样一样，却是他用来标记“可信任窗口”的符号。
深秋的一个深夜，墨涵终于完成了证件的最后一步。他用刀片小心地裁下卡纸，将画好的证件放进台灯下烘烤——这样能让颜料更牢固，不易褪色。证件上的照片是他用手机自拍的，背景是书房的白墙，他特意换上了一件从没在李佑铭面前穿过的灰色卫衣，头发剪得比平时短了些（是他趁佣人不注意，用剪刀自己剪的）。灯光下，证件上的人像与他本人有七分相似，却又带着细微的差别，足够应付初步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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