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十二点的钟声从客厅的座钟传来，沉闷的声响在别墅里荡开涟漪，又迅速被厚重的墙壁吸收。墨涵坐在书房的藤椅上，面前摊着一本摊开的《庄子》，书页却许久未曾翻动。冷白的台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堆满书籍的书架上，与那些厚重的典籍影子重叠，像极了他此刻的处境——表面与这牢笼融为一体，内里却藏着独立的筋骨。
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一本深蓝色封皮的书，那是《人间词话》的民国绝版手稿影印本，书脊上烫金的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上周他整理书架时随口提了一句“王国维的手稿真迹据说早已失传”，没想到三天后，李佑铭就将这本影印本放在了他的案头，语气轻描淡写：“托人从海外拍卖行拍的，不算稀有。”墨涵当时说了句“谢谢”，声音平稳得没有一丝起伏，可指尖触到泛黄纸页时，心脏还是不受控制地跳快了半拍。
那是他近一个月来，第三次感受到李佑铭的“温柔”。第一次是上个月流感高发，他低烧不退昏昏沉沉，夜里渴得想喝水，睁开眼却看见李佑铭坐在床边，手里握着一杯温好的蜂蜜水，眼底带着未褪的疲惫——他后来才从张妈口中得知，李佑铭推掉了凌晨的跨国会议，守了他整整一夜，笨拙地用湿毛巾给他擦身降温，连毛巾的温度都要反复用手背试好几次。
第二次是他在庭院散步时，随口说“今年的桂花好像开得比去年晚”，第二天清晨，床头就多了一个白瓷瓶，里面插着修剪整齐的金桂，花瓣上还带着晨露。李佑铭没提这花的来历，只是在早餐时说“后院的桂花树，摘几枝不影响”，可墨涵清楚，后院的桂花树由专人看管，往年连一片落叶都不许随意采摘。
这些细碎的举动，像投入冰湖的石子，总在他心底激起微弱的涟漪。有那么一瞬间，他会恍惚觉得，眼前的李佑铭或许不是那个将他囚禁三年的恶魔——他会记得他的随口之言，会在他生病时慌乱，会用笨拙的方式表达关心。可这恍惚从来不会持续超过三秒，冰冷的记忆就会如潮水般涌来，将那点虚假的暖意彻底淹没。
他想起被关在储藏室的那三天，黑暗里只有老鼠跑过的窸窣声，李佑铭站在门外，声音冰冷得像淬了霜：“知道错了吗？”他那时发着高烧，反复说着“我要回家”，得到的却是对方更冷的回应：“这里就是你的家。”他想起第一次试图逃跑被抓回时，李佑铭捏着他的下巴，眼神里满是玩味的残忍：“跑啊，再跑一次试试，下次断的就不是脚踝的骨头了。”
指尖猛地收紧，指甲掐进掌心的旧伤，尖锐的痛感让他彻底清醒。他将那本《人间词话》合起，封皮上的烫金字迹硌得指尖发疼，像李佑铭那些“温柔”背后藏着的尖刺。他太清楚了，李佑铭的关心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就像这本绝版书，不是因为他喜欢王国维，而是因为这是“他的人”喜欢的东西——李佑铭会精心呵护自己的“藏品”，却从不会问藏品是否愿意被收藏。
书房的抽屉最底层，藏着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封面没有任何字迹，里面却写满了只有墨涵能看懂的符号。他轻手轻脚地拉开抽屉，借着台灯的余光翻开笔记本，最新的一页画着三个简洁的符号：第一个是缠绕着锁链的温床，旁边标着“习惯”；第二个是跳动的心脏被划上斜杠，标着“警惕”；第三个是展翅的鸟冲破牢笼，标着“自由”。这是他昨晚写下的，每一个符号都像一道刻在心上的警语。
他想起三天前的深夜，他在庭院里“习惯性”散步，借着月光确认了西墙电网的新变化——李佑铭大概是觉得他足够“驯服”，将电网的电压调低了百分之十，换班的保安也从两人变成了一人，盲区时间从一分二十秒延长到了两分半。这些信息他没有写在笔记本上，而是记在了脑海最深处的角落，与之前观察到的监控角度、传感器位置拼凑成一张完整的逃生地图。
有那么几次，他看着李佑铭因工作疲惫而皱起的眉头，看着对方在棋桌上输给自己时无奈的笑容，看着对方小心翼翼触碰他肩膀时的犹豫，心底会涌起一丝荒谬的念头：如果没有最初的囚禁，他们会不会成为棋友，成为聊得来的朋友？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腕间腕表冰冷的触感就会提醒他——这枚价值不菲的腕表，从来不是礼物，是追踪器，是李佑铭掌控他的证明。
他曾在《逃生心理学》里看到过一句话：“施虐者最可怕的武器，不是暴力，是偶尔的温柔。”这句话被他用铅笔在书页边缘画了圈，旁边用极小的字写着“警惕”。李佑铭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他那些自以为能“软化”墨涵的举动，只会让墨涵更加清醒——越是温柔，越能反衬出过往暴力的残忍；越是“在乎”，越能暴露其占有欲的本质。
墨涵将笔记本放回抽屉，轻轻推回原位，动作轻得像没有动过。他走到窗边，掀开厚重窗帘的一角，看向庭院东侧的保安亭——新换的保安正靠在椅子上打盹，头顶的监控摄像头缓慢转动着，在地面投下移动的阴影。他在心里默默计算着：从书房窗户翻出去，穿过蔷薇花丛到西墙，需要十七秒；翻越围墙避开电网，需要二十三秒；墙外三百米处有一条废弃的小巷，是监控的死角。这些数据他已经在心里演练了上百次，精确到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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