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涵在书架最底层的旧书堆里发现那本牛皮纸日记本时，指尖都在微微发烫。那是本泛黄的线装本，夹在《资治通鉴》的下册里，封面印着褪色的银杏叶图案，显然是前主人遗落的。他攥着日记本回到书桌前，反复确认房门已锁好，才小心翼翼地翻开——内页是空白的宣纸，带着淡淡的樟木香气，像个沉默的树洞，正等着他倾诉。
台灯暖光被调至最暗，墨涵从铅笔盒里抽出一支 HB 铅笔，笔尖在纸上悬了许久，才落下第一个字：“妈”。仅仅一个字，眼泪就砸在了纸面上，晕开细小的墨痕。他不敢写得太直白，怕被发现后牵连家人，只能用隐晦的语言诉说思念：“今天吃到了像您煮的那样的青菜，就是少了点酱油味”“院子里的玉兰树快落叶了，去年您还说要摘点做书签”，最后在页脚用极小的字标注了别墅外的标志性建筑——“西郊望岳山脚下，有座红顶凉亭”。
接下来的三天，写日记成了他唯一的慰藉。他会等深夜保安换岗的间隙，趴在书桌上飞快书写，将对自由的渴望、对李佑铭的憎恶都藏进字里行间。有次写到“想和您一起吃长寿面”，铅笔尖太用力戳破了纸，他慌忙用橡皮擦掉，却在纸面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小洞，像他此刻千疮百孔的希望。他把写满的三页纸撕下来折成小方块，藏在《肖申克的救赎》的封底夹层里，那是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
第一次尝试寄出是在周五的清晨。他观察了一周，知道每周五早上七点半，佣人会将各房间的垃圾集中到后门的垃圾桶，八点整会有垃圾车来清运。那天他起得格外早，将折好的纸条塞进用过的纸巾里，再混进卧室的垃圾袋。他站在飘窗上，看着张妈将垃圾袋提走，心脏跳得像要冲出胸腔，指尖紧紧攥着窗沿，直到看到垃圾袋被扔进黑色的大垃圾桶，才松了口气。
可希望只维持了十分钟。当他听到敲门声时，心里咯噔一下。开门后，不是送早餐的佣人，而是两个面无表情的保安，其中一人手里捏着那个沾着纸巾的纸条。“铭哥让你过去。”保安的声音没有温度，墨涵的腿瞬间软了，他知道，李佑铭连垃圾清运都安排了人检查。
书房里，李佑铭正把玩着那张小纸条，指尖捻着纸角轻轻晃动。“望岳山红顶凉亭？”李佑铭抬眼看向他，嘴角挂着浅笑，却没一丝温度，“你倒是会选地方，可惜啊，负责清运垃圾的老王，是我家远房亲戚。”墨涵低着头，不敢看他，指甲掐进掌心，血腥味在嘴里散开。李佑铭没发怒，只是将纸条放在桌上：“回去吧，下次别做这种没意思的事。”
第一次失败的挫败感像潮水般将他淹没，但他没放弃。他想起张妈每次送点心时，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几分同情，有次还偷偷给他塞过一颗奶糖，说“孩子受苦了”。他觉得这是唯一的机会，于是重新写了张纸条，这次没写地址，只写了“救我，联系市公安局刑侦队刘警官，我妈认识他”——那是他高中时邻居家的叔叔，是他仅有的能想到的“外援”。
周三下午，张妈送银耳羹进来时，墨涵趁她放下碗的瞬间，将纸条塞到她手里。“张妈，求您帮我寄出去，我爸妈会报答您的。”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哭腔。张妈的身体猛地僵住，手里的纸条像烫山芋，她慌忙将纸条放在桌上，后退两步，脸色惨白：“墨先生，我不能帮您，铭哥知道了会杀了我的……”
没等墨涵再说什么，书房的传唤电话就响了。这次李佑铭没让保安来接他，而是亲自站在书房门口等他。张妈低着头跟在后面，肩膀微微颤抖。李佑铭拿起桌上的新纸条，看都没看，就随手丢进了旁边的烟灰缸，然后划燃一根火柴丢进去。蓝色的火苗瞬间舔舐着纸条，黑色的灰烬卷着火星升起，很快就化为一堆碎屑。
“看来你还是很闲。”李佑铭靠在书桌边，双手插在口袋里，语气平静得像在谈论天气。他看着墨涵苍白的脸，继续说道，“张妈在我家做了十年，她儿子的学费都是我给的，你觉得她会帮你？”他顿了顿，上前一步，捏住墨涵的下巴，强迫他看着烟灰缸里的灰烬，“这里的每一个人，吃的住的用的，都是我给的。你想找帮手？除非你能让死人开口。”
墨涵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极致的挫败。他以为的“同情”，在李佑铭的金钱和权力面前不堪一击；他精心策划的两次尝试，在对方密不透风的控制下，像个可笑的笑话。他想起那些写满思念的日记，想起母亲哽咽的声音，想起自己偷偷记下的安保漏洞，突然觉得一切都成了泡影。
“把那本日记本交出来吧。”李佑铭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墨涵猛地抬头，眼里满是震惊——他藏得那么隐蔽，李佑铭竟然连这个都知道。李佑铭嗤笑一声：“你以为在书房偷翻旧书的时候，没人看见？”他朝保安抬了抬下巴，“去他房间，书架第三层，《肖申克的救赎》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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